李剑阁：经济学家的作用、责任和命运

文章来源：《经济研究》1998年第9期，第11—13页

李剑阁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三、七、九、十三届获奖者

孙冶方无疑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大师。这不仅因为他在一个时代里始终处于经济学界的鼻祖、导师和主帅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在坎坷的人生中所表现出的一以贯之的执著精神和宁折不弯的人格力量。如果说评价孙冶方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需要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理解其先进性和局限性，那么评价孙冶方的学术精神和理论勇气，则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毫无疑义应当将其奉为永恒的学习楷模和追求境界。

作为晚辈，作为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经济的学生，我只读过孙冶方有限的著作和生平事迹，从未有机会亲聆过他的教诲和瞻仰过他健在时的容貌。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值得庆幸的是，我曾经在薛暮桥、徐雪寒、刘国光、吴敬琏、桂世镛、张卓元等孙冶方生前友好、部属、学生、助手的指导和领导下工作和研究，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对这位泰斗更多的了解。当然这些了解远远不够深入细致，但已经足以激起我对孙冶方的崇敬和仰慕。孙冶方基金会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对我来说，几乎没有过多的缅怀和追思的内容可写，但我觉得借此机会，以孙冶方的高风亮节为借镜，结合这些年中国改革的实践和自己走过的路程，重新认真严肃地思考一下经济学家的作用和责任，应该是对这位先哲最好的纪念。

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和社会到底需要不需要经济学家？这个看上去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常常是很成问题的。

文革前，我国也有经济学家。那时经济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按照苏联的经济学教科书诠释马列的经典著作，或者按照规定的口径宣传国家经济政策。经济学家很少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即使偶有一得之见，也难有发表观点的机会和坚持观点的勇气。像孙冶方以及他的挚友顾准这样真正有见解、有风骨的经济学家，很难逃脱历次政治运动的批判和迫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最好也只不过是社会的点缀、帮闲的角色。到文革中，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经济学家都成了受批挨斗的臭老九，孙冶方、顾准等有些自己观点的经济学家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

改革开放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一批传统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努力更新知识，积极追赶潮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启蒙者和批判旧体制的先驱者。更有一大批后起的年轻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中涌现出来。中国的新老几代经济学家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政治地位，并为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是，尊重知识，服从真理并没有成为普遍的风气，在实际生活中经济学家的作用遭到轻视和排斥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中国的历史上，教条主义固然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危害，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经验主义传统十分深厚的古老国度。轻视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鄙薄理论（特别是经世致用的理论）、排斥知识分子，是一种浸透在骨子里的陋习。这种陋习在相当长时期里阻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和其他专业人士一样，经济学家常常被斥之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好像任何对经济现象的理论阐述，都只不过是像研究“马尾巴的功能”一样没有意义。如果经济学家所持的观点不受欢迎，只要一句“没有从事实际经济工作”、“不符合中国国情”，就可以弃之如敝履。相反，如果一个人的观点正对胃口，哪怕他根本没有读过一本经济学的书，没有从事过一天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甚至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部门的实际经济工作，也可能被高高捧起。前几年，就曾经有过一个走红的人物，尽管此人从未读过经济学，写的文章也毫无经济学可言，但因为他拼凑的观点迎合了某种需要，从而成了戴上许多桂冠的“经济学家”。

从孙冶方的治学经历可以看出，要取得对经济的真知灼见并非一定要主政过地方，管理过企业。对经济的深入研究，可以有各种方法和途径。比如在经济对策研究中，我们既要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教训，也要研究外国的经验教训；不仅要抓典型事例，而且更要看带有全局意义的统计数据，这就未必非得到基层才能得到。从局部了解全局固然是一种认识和分析实际的思想方法，这是“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的道理；但从规律推测未来的趋势也是一种认识和分析实际的方法，这又是“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道理。

相信以上说法不会被误认为是反对深入基层和接触实际。我们强调的，只是经济学家的知识及其具有自身特点的工作方法和思考方式，理当得到应有的尊重。现代经济运行的各种经济关系极其复杂，其中某些从现象到本质的最重要的关系，还往往与人们的直觉相反。所以，有些经济学原理是反常识和反直观的。这恰恰是经济学的价值所在。因此，在作经济决策和经济研究时，仅仅依靠模糊记得的经济学教科书知识（有些甚至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教科书）和过去实际工作的某些局部经验（有些是错误的、失败的经验），显然是不够的，甚至是危险的。这就需要了解一些经济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原理，并在实践中将其谨慎地应用于具体的问题。从本质上讲，对理论的鄙视，其实就是对规律的鄙视。孙冶方有句名言：经济规律不是任人使唤的丫环，可以随心所欲地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确实，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膜拜经验，盲从感觉，排斥理论，违背规律，最终只会受到规律的惩罚。我们就是在受到价值规律的反复惩罚、吃足苦头后，才认识到孙冶方的历史地位的。

作者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六届颁奖大会上向获奖者颁奖

有些人看不上经济学家的一个原因，据说是因为“三个经济学家至少有五种观点”。这种说法当然带有夸张和嘲弄的意味，但经济学家之间意见分歧的确是经常发生的。其实，持有不同观点甚至持截然相反观点的经济学家，只要双方态度严肃、言之有据，都可以对国家的经济决策起到相得益彰的参考作用，都应当得到社会的充分尊重。经济学家之间也要提倡一种宽容的态度。

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常常是由于学术思想、观察角度、分析方法和社会阅历不同。例如，80年代初，学术界包括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用20年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能否实现的问题，曾经有过一场比较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估计目标不能实现。他们认为，资源和资金的约束，特别是能源的储量短缺和开采能力不足，将是难以克服的。而以孙冶方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困难可以克服，目标能够实现。持两种观点的同志都作了有理有据的论述和大量的定量分析。当然，实际的发展业绩已经证明孙冶方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从结果看，当时对2000年增长目标比较悲观的论点与后来的事实发展不符。但是，这种观点事实上起到了提醒我们注意积极引进外资，重视能源约束，加大投资力度，加快技术进步，千方百计加强能源以及农业、交通、原材料等“瓶颈”部门的作用，这对于我们实现预定目标是有帮助的。

现在看来，对经济发展潜力的估计，常常决定于对资金、自然资源、环境特别是能源条件的估计，而悲观的论点在历史上许多国家都存在过，拿石油来说，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专家一直低估石油储量。当时，宾夕法尼亚州的地质学家曾发布了一个可怕的警告，认为美国的石油只够维持其煤油灯燃烧4年。后来，专家们把资源枯竭的时间推后到20世纪的20年代，然后又推到40年代。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又警告说全世界已知石油储量只够用上20年—31年。但时至今日，可计储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关键是技术进步已经取得的成就足以令人瞠目结舌。过去10年中，勘探及开采每桶石油的实际平均成本下降了60%，而探明储量比1985年时增加了60%。事实上这些官方数据远远低估了地下可开采石油的数量。伦敦研究机构Smith Rea 能源研究协会认为如果算上由于最新的技术突破而成为可开采的石油，全球探明储量将能再增加3500亿桶，这相当于近14年来全世界的石油消耗。罗马俱乐部的悲观论调现在几乎成了人们的笑料，但我觉得这些年来诸如此类的警示性观点，对于人类达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增长战略的共识，也是功不可没的。

经济学家对经济趋势的预测有时与实际结果不符，常常受到社会的批评，从而也常常成为决策者轻慢和嫌弃经济学家的一个原因。其实经济预测不同于气象预报。气象是自然的、客观的。而经济活动是一种复杂的人类的社会行为，是主观和客观交互作用的结果。当经济学家预测出某种不利的前景时，人们可以有意识地根据经济学家的建议采取措施加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预测的灾害性前景没有出现，不但不是经济学家的无能和过失，相反恰恰证明了经济学家对社会的特殊贡献。

所以，应当提倡在对某个经济方案做出决策前，先交由经济学家认真论证。古人云：“未成而为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为；未服而革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革。”意思是说，在条件不成熟时而去做一件事情，则必然导致最后不敢去做；在众人尚未想通时而去改革一项制度，则必然导致最后不敢去改。这是强调慎重决策的重要性。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作者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七届颁奖大会上致辞

但是，经济学家也应当摆正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从经济学家自身来说，应当以孙冶方为榜样，确立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建树一种专业人士应有的职业道德和规范，提倡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加强理论素养，积累实际经验。这些年，经济学界令人担忧的倾向，是急功近利，趋时媚俗。有些人不是以科学和真理为期许，只惟上，不惟实，追名逐利，将经济学降格为对现实做法的辩解；有些人热衷于出席各种各样与专业关系不大的会议，抛售一些假冒伪劣的理论观点；有些搞理论研究的人，硬要在并不熟悉的领域里表现自己，写一些畅销的“快餐式的书”；甚至有些人一边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股市分析，一边暗中与机构联手炒股票，赚取不义之财。真正愿意坐冷板凳，甘于寂寞和清贫，看几本书，研究点理论问题的人实在越来越少。社会和时代在呼唤孙冶方精神再世。

2013年1月，作者获得中华医学会设立的首届中华医科技奖卫生政策奖。颁奖词说，作者长期以来关注三农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系统分析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的问题及对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供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为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是我国研究和制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开创者，为新农合的诞生与发展中所做的突出贡献。图为当时的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茅为作者颁奖。

国家兴，则经济学兴；民族盛，则经济学家盛。经济学家的命运从来是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尽管目前还存在种种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中国历史上有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处境最好的时代。任重道远，经济学家要好自为之，以慰孙冶方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