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的先声——1979年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报告

编者按：

1979年4月16日至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在无锡举行。这是1949年以后召开的第二次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第一次是1959年4月在上海举行的。薛暮桥在这次讨论会的开幕词中说到，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中怎样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如何改进经济管理体制。他希望会议开成一个充分体现百家争鸣方针的大会。

四年后，薛暮桥在《向孙冶方同志学习》一文中回忆这次会议，他说：“有一次在无锡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中，我们两人代表计委经济研究所和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来主持会议。开会那天，我为鼓励百家争鸣，讲了‘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接着他讲了‘五不怕’（不怕受批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会议结束时，我讲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讲了要提高理论水平，多读几遍《资本论》，讲完以后两人相视而笑。”

下面是1979年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的报告，对于经济改革史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文后是2019年无锡电视台拍的纪录片《无锡会议1979》，此片以1979年价值规律讨论会为背景，讲述了孙冶方、薛暮桥两位经济学家前辈不畏风险、解放思想、勇于改革的故事。

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学术讨论会的报告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国家计委党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

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有关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共同发起，于1979年4月16日至29日，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经济理论研究机关、经济业务领导部门、大学经济系和财经院校、一些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门的代表和知名的经济学家共380多人。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和资料上百篇。国家计委顾问、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薛暮桥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孙冶方同志，在会议开幕和闭幕时都讲了话，并分别向大会作了学术报告。暮桥同志的讲话，特别强调了这次会议应大力贯彻百家争鸣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

会议的任务是在总结我们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有关的理论问题。由于贯彻了百家争鸣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感到有收获、有启发、有帮助。许多同志说：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一起讨论问题，不仅能增进讨论的深度，而且对于克服理论工作者的“营养不良”和实际工作者的“消化不良”，也大有益处。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为了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出发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是计划经济。广东和云南省计委的同志认为，目前存在的许多问题，如计划统得过细、过死、脱离实际等，都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带来的，而是工作中的毛病。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认真总结计划工作经验，改革计划管理体制，而不是削弱计划经济。恢复时期、“一五”和六十年代调整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较快，主要是比较重视有计划规律的作用，加强计划工作的结果。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强调计划调节和计划管理，认为这样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有的同志说，对一些重大的比例关系利用计划调节发现和解决问题比利用市场调节更快，更灵活。只有在计划管不到的地方，市场机制才会起作用。

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因而应当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计划调节说明社会能够自觉地按比例地安排社会生产，市场调节则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上海市计委的同志说，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几次遭到破坏都是既违背计划规律又违背价值规律的结果。从实践来看，一些过分强调集中统一计划领导、不重视利用市场调节的国家，都碰到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即重要的比例关系失调，品种少，质量差，消耗大，效率低，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这就说明，不完全是计划工作的问题，而是经济管理体制上有缺陷。今后，应在计划调节的主导下，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计划要发挥主导作用，也必须使计划符合客观规律包括价值规律的要求。

也有少数理论工作者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一面。中央财金学院的同志说，我们的经济本质上是商品经济。我国社会的经济特征是商品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计划是形式，商品经济是基础。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还否认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如何结合？

一种意见认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主要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由计划调节，次要的零星的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由市场调节。北京商学院一篇调查报告说，对统购和派购物资实行的是计划调节，而对三类物资则实行市场调节。在直接的计划范围内，不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只在无法直接计划的范围内，才通过市场去调节那里的生产。

另一种意见认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互相渗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同志认为，计划调节离不开利用市场机制，市场调节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国家直接计划调拨的产品，也要适当利用市场机制，使之更符合用户的需要；大量的日用消费品的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和销售，并不排斥充分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市场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计划切合实际。至于集市贸易中交换的产品，似乎完全是市场调节，其实也要受国家农产品收购计划的指导和计划价格的影响。

个别同志认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一回事。北京经济学院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一个东西，不存在两者的结合问题，计划调节和价值调节是一回事，计划调节就是有计划的价值调节。

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实质是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关系如何认识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价值规律是首要的规律。与其说价值规律是计划工作的工具，不如说价值规律是制订计划的基本依据，是计划工作的直接出发点和归宿。有的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从属于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当然，计划必须尊重价值规律，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还有的同志认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共同起调节作用。这两个规律的作用，不是完全对立、互相排斥的，而是又统一又有矛盾。统一性表现在它们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即都按照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从不同侧面相辅相成地共同调节社会劳动的按比例分配。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一个侧重从全社会的角度进行调节，一个侧重从局部的角度进行调节；一个侧重长远利益，一个反映目前利益。由于这种差别，两种调节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需要结合起来共同调节。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是否科学？

多数同志主张不要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应当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主要理由是：

1．经济学界通常是把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同起来，这样，如果我们不明确讲清楚我们说的“市场经济”是什么含义，就会使人误会我们要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

2．容易被人误解为社会主义经济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市场经济，似乎是讲两块没有内在联系的东西相结合。有的同志说，有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理解为计划经济与集市贸易相结合，这是与“市场经济”的含义不清有关系的。

3．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仅内在地包括生产关系（狭义）和分配关系，也内在地包括交换市场关系。说计划经济要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就如同说“人的身体要同它的血液循环系统相结合”一样不合理。

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可以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因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别名，社会主义经济既然还是商品经济，也就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的同志认为，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相当大量的市场经济，从江苏省来看，市场经济、半市场经济，约占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

这次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主要是研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从而牵涉到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少同志从分析全民所有制内部关系的特点来论证生产资料仍然是商品。

有的说，国营企业交换生产资料时，不能说根本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因为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是归各企业长期占有、使用和经营管理的，而且这种所有权与占有、使用、经营管理权的一定程度的分离，又是同各企业的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所有权终究要归结为经济利益。既然企业间买卖生产资料与各自的经济利益相联系，那么，生产资料的买卖就实际上发生一定意义的所有权转移，从而这类生产资料还是商品。

有的说，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是分为利益有差别的不同的个人和集体的，这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劳动本质差别已经消灭，实行按需分配，从而个人和集体之间已经不存在经济利益上矛盾的“全民”是有差别的，它是“不完全的全民所有制”，它们互相交换自己产品的时候，还必须用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调节它们之间的经济利益，所以还是商品。

有的说，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以全民所有制为主的包括有部分生产单位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或者说是包含有部分地方所有制和企业所有制的全民所有制。这样的所有制形式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必然存在的，它决定着全民所有制内部生产的产品是商品，它们之间的交换是商品交换。

此外，还有的说，生产资料是商品的原因有二：一是劳动上的差别，而劳动在目前还是谋生手段，其补偿要通过企业的等价交换；二是生产力不发达。

二、关于扩大企业权限问题

讨论中，大家认为，在我国的情况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从何起步，可以有两种办法。一是直接从改革各种管理体制入手，一是从扩大企业权限入手。许多同志说，从扩大企业权限入手，相应地改革各种管理体制，能使各经济管理部门容易取得共同的语言，避免互相踢皮球，各执一词，无法行动。这也比较切合实际，比较符合我国目前调整经济时期，经济管理体制不宜于大动大改的客观情况。当然，各经济管理部门也不应观望、等待，而应根据中央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指导思想，看准的就动手改，有些必要的改革会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在调整中推进改革。

企业（公司）权限究竟应当多大，有的同志认为应当给企业以相对独立商品生产者必须具备的一切职能和权限，把人财物、供产销统一管理起来。

有的认为增加职工和重要产品的销售权等不能给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的同志认为，扩大企业权限，可以有以下三种做法：一是保持现行基本体制不动的框框下扩大权限。例如企业原先只能批五十元，现在扩大到可以批二百元；奖金原先只和工资总额有关，可扩大到和利润大小有关等，尽管企业某一方面的权限扩大了，但并不涉及原有体制的基本关系。二是把国家对企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的供应由无偿形式改变为有偿形式，这样，企业对国家的关系已开始变化了，也导致商品经济关系的扩大。三是企业在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上都有自主权，这一层放了，市场经济实际上就要占据主要地位。

会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同志介绍了四川省扩大企业权限试点的情况和经验。他用生动的事例，说明扩大企业权限取得的明显效果，初步摸索到一些把扩大企业权限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结合起来的经验。

三、关于社会主义计划价格的理论基础问题

主要讨论的是计划价格中利润部分如何确定的问题，大致有三种观点，即按平均工资利润率，按平均资金利润率和按平均成本利润率来确定。通过讨论，有的同志提出三种主张各有利弊，目前还很难说哪种主张最好，因而可以按一种主张为主，参考和吸收其他主张的长处，进一步研究改进价格的意见。对于资金占用量如何计算到每种产品上去，以便确定各个产品中按资金利润率确定的利润额，以及如何进一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稳定物价的方针等，也作了一些探讨。

在这次讨论会上，大家解放思想，各种观点展开了，交流了，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与1959年上海经济理论讨论会比较，讨论问题的历史背景不同，那时着重讨论了两种公有制之间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这次主要是为了探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问题，着重讨论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这次大家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思想比较解放，而那时理论上禁区很多，条条框框也较多。这次不仅总结了自己近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参考了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视野更开阔了。但由于时间的限制，对问题的研究探讨还不够深入。同时，学术性的探讨较多，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不够充分。如何进一步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寻找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经济管理体制，尚待今后继续加强调查研究。

由于开会时中央工作会议尚未结束，会议精神也未传达，因此，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在会上来不及展开讨论。

专此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1979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