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阁：千禧年为吴敬琏经济研究50年而作

作者 | 李剑阁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三、七、九、十三届获奖者）

吴敬琏作为40年中国经济改革全过程的参与者，积极参与过多次重大理论和政策争论，参加过各个改革阶段和各方面改革的实际推进工作。他自己的思想认识也随着改革的进程和自己研究的深入而成长。现在吴敬琏已是91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但他对改革的思考一刻也没有停止。在最新出版的《吴敬琏改革文选》的序言中，他写道：“在欢庆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40年来的改革征途，并不是一条没有障碍和曲折、因而可以一路高歌猛进的平坦大道。它不时陷入对改革目标、改革战略、改革措施等等的激烈争论，而且充满了来自持有相反主张的力量的阻碍和反对，因而经常会出现曲折甚至反复。第二，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初步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的框架。它的一些重要社会经济架构还有待通过认真的结构性改革才能构建起来。因此，改革正未有穷期，距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吴敬琏最近多次强调对国家基本问题的认识，他说：“只有在充分汲取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带着当下的问题，从历史发展萦回曲折的过程中汲取智慧，弄清楚五光十色而且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背后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质，不断深化对相关基本问题的认识，才能为后续的跋涉照亮道路。”

因为疫情原因，去年已经筹备就绪的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70周年研讨会没能如期举行。下面我们刊发李剑阁2000年9月为《站在市场化改革前沿——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以飨读者。

吴敬琏在为2021年1月出版的《吴敬琏改革文选》签字赠书     晓兰 摄

皂雕寒始急 天马老能行

——为吴敬琏七十华诞纪念文集作序

二〇〇〇年世纪之交，千禧龙年，恰逢吴敬琏教授七十华诞，也是他从事经济研究五十周年。早在一年以前，一批吴敬琏的朋友和学生就在筹划祝贺事宜。当时吴敬琏正在匈牙利作学术访问。他发回电子邮件表示：大家的心意我是很感激的,但不要搞对我个人的歌功颂德。最好的形式是大家聚在一起，对我们共同的改革事业（不是个人的成就）作一次系统的回顾和展望。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以举办学术研讨会来表达对他的敬意，以出版一部大致能够代表当代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经济论文集，来彰显他在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方面辛勤耕耘半个世纪，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所作的杰出贡献。

今年2月26日召开的研讨会，宾朋满座，盛况空前。代表各个学术流派和各种观点的与会讲演者不仅发表了高水平的论文，而且以真挚感人的语言，对吴敬琏的道德文章作出了高度评价。会议气氛浓烈，会后人们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

接受这样的赞誉，吴敬琏是当之无愧的。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里，他在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研究等方面的建树有目共睹。

1930年1月24日，吴敬琏出生在一个具有民主传统和创业精神的书香门第。他的父母亲是中国的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艰难创办和惨淡经营了在新旧中国都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新民报》（包括现今上海《新民晚报》的前身《上海<新民报>晚刊》）。吴敬琏在富足而又颠沛不安的环境下度过了少年岁月。他家学渊源深厚，所以身上总透着一种学者气质和大家风范。

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1950年代   晓兰提供

1949年，吴敬琏怀着对新社会的美好憧憬，先后在金陵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了经济学的求学生涯。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他曾经长时间以一种知识分子的“原罪”心理，努力改造自己，虔诚地学习、信仰、钻研和诠释传统政治经济学。

在十年动乱的年月，面对极“左”路线的倒行逆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吴敬琏头脑里过去深信不疑的传统理论学说开始动摇。在“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遇，他得以与一位历尽沧桑和劫难的思想家顾准朝夕相处，患难与共。顾准为追求真理而百折不回的精神，使吴敬琏获得了深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启示。“文革”中的一切，促成了他从传统经济理论的信徒和卫士到改革的理论先行者和实践参与者的人生历程的重要转变，铸就了他在后来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累累学术硕果的坚实思想基础。

    吴敬琏在中国经济学界联结着一个时代

当代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十分独特而又有趣的现象：这就是一些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有着非常明显的代际分野。特别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老一代经济学家、中年经济学家和新生代经济学家，在人生经历、教育背景和理论体系上各有自己的特点。

吴敬琏属于中间一代，他经常起着能够通过学术的贯通把上一代和下一代联结起来的特殊作用。吴敬琏在年轻的时候得到过于光远、孙冶方这些老前辈的谆谆指教。他从于光远那里掌握了现代实验科学的治学方法，从孙冶方那里继承了矢志不渝的梗直性格。八十年代中期，吴敬琏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后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常务干事，成为中心总干事薛暮桥的直接部属和入室弟子。在薛暮桥和他的继任人马洪的领导下，吴敬琏在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学者的真知灼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85年9月“巴山轮会议”期间，吴敬琏与薛暮桥、马洪在一起

吴敬琏获得的经济学的所有成就，都是继承前人而又超越前人的结果。与前辈经济学家相比，吴敬琏有更深厚的现代经济学前沿知识的学术功力，有更广阔的经济体制比较的国际视野，有更强烈的干预生活的改革诉求。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年轻经济学家，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在海内外的著名学府中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比较熟习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而较少地受到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束缚。然而也往往因此形成了他们与老、中两代经济学家在学术上和风格上的“代沟”。吴敬琏可以说是中生代经济学家中的少数特例之一。由于他勤于学习和勇于弃旧从新，在与新生代经济学家的对话中往往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和融洽地进行共同的研究。与晚辈经济学家相比，吴敬琏在思想深度、治学方法、精神追求等方面堪称榜样，而在现代经济学的新进展方面，又不耻下问，好学不倦。因此，他被许多年轻经济学家目为导师和主帅。吴敬琏作为同辈经济学人的杰出代表，应该说在中国经济学界是早有定评的。

吴敬琏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了一个时代

在社会上，吴敬琏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有名称谓：“吴市场”，这个称谓起始于九十年代初期。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理论界曾经发生过几次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重大论战。与薛暮桥等经济学家一起，吴敬琏始终一以贯之地高举市场经济的旗帜（最初大家都用商品经济来代替市场经济的概念，这里既有认识的渐进性，也有相当的策略意义）。在那些年月，坚持市场经济的理念和主张，要承受很大的政治压力。吴敬琏大力伸张市场经济，但并没有把市场经济作为空洞的口号和时髦的标签，他以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的深刻领悟，提出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思想理论体系。

吴敬琏在多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他较早提出而且顽强坚持在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主张以竞争促进效率，以市场配置资源，市场应当通过法律和自律来保障其公开、公正和开放，强调搞市场经济必须保护产权、契约自由、风险自担。他强调改革必须整体推进，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必须在最主要的若干方面配套进行，单项突破和孤军深入往往难以取得成功，甚至会产生某些负面的后果。

吴敬琏主张国民经济应该协调发展。针对一度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他坚持认为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不能只追求数量，不顾及质量。他强调在改革初期如果把经济绷得过紧，人为造成供不应求，不利于放开价格，取消管制，往往还会给阻延改革留下藉口。他反对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认为这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毒化社会风气和人们的心理，因此他对泡沫经济有着特别的警惕和憎恶。在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他支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复苏，同时提醒注意防止旧体制乘机回归。

随着改革初战告捷，市场经济框架初步形成，吴敬琏又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一步提出“区域整合和难点迂回”的主张，他认为传统国有经济是改革计划经济的最大难点，可以通过某些地区的市场经济先行一步，多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的率先发展，以包围之势推动全国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

吴敬琏最早引进寻租理论来揭示当前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腐败现象的制度根源，认为由于改革不彻底而残余的行政审批权力与金钱合流可能产生坏的市场经济，或称“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惩治腐败必须和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是本末兼治的唯一选择。他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认为尽管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从根本上讲一切社会财富来自于诚实的劳动；他积极支持和密切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认为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必须配合以严密的立法和公正的监管，反对用过度的投机和泡沫去制造纸上富贵和极少数人欺诈掠夺绝大多数人的机会。

吴敬琏对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研究很深，提出要重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他认为国有企业的传统管理模式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没有效率的，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以国家法律和公司章程为准绳，确立起规范的委托代理关系，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动力机制和约束制衡机制。也许是由于他母亲邓季惺的企业家才能的熏陶，吴敬琏不仅是一位企业组织和企业管理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位精明的实践者。他是好几个国有控股公司称职的独立董事，也是许多民间企业家的诤友和顾问。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把自己研究的重点放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上，他所领导的课题组关于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民营经济的建议，为制定有关的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推动。他对放手发展中小企业的建议被政府有关方面吸收到政策文件之中。他对温州等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验的赞扬和推广，也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90年代初，吴敬琏与李剑阁（左五）、周小川（左六）、楼继伟（左四）、郭树清（左一）和吴晓灵（左二）的合影

在信息产业和所谓“新经济”兴起的时候，他提出“制度重于技术”的看法，认为只有首先建立起适合高新技术创造和发展的体制，才是追赶世界科技潮流的根本之道。他还认为高新科技不是可以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虚幻之物，其真正的价值最终要反映在对实体经济和社会福利的促进上。

吴敬琏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里提出的理论观点，经历了时间和实践的考验。这些鞭辟入里的鲜明见解，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和整个社会变革中产生了不可抹杀的重要影响。

吴敬琏在中国经济学界归属于一个时代

一个正确的观点要被社会所接受并不容易，一个学者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更不容易。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不乏铮铮铁骨的硬汉，也不乏坚韧不拔的志士。马寅初、孙冶方、顾准等人宁折不弯、至死不改初衷的人生态度，被后辈经济学家奉为学习楷模和追求境界。吴敬琏长期目睹孙冶方为坚持信念而屡遭迫害，又和顾准有一段令人心碎的交往，可以说他深得两位哲人的真传。吴敬琏在做人和治学方面很有风骨，保持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应有尊严，显示了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

吴敬琏一向认为理论的权威不是靠册封的，反对以行政权威去裁判理论问题的是非曲直。他曾经著文批判封建社会把知识分子看作君主贵族的仆从弄臣、认为知识分子的地位“近乎卜祝之间”的腐朽观点。吴敬琏不是一个沉迷书斋、孤芳自赏的名士，更不是一个愤世嫉俗、清高孤傲的酸儒。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时时以民生国运为己任。他的建言，既不唯上，也不媚俗，常常显示出特立独行的风格。古人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尽管他的一些代表作在社会上常常传诵一时，他的一些重要的建议有时成为改革实践的一部分，但他的耿耿诤言并不总是那么受到欢迎，有时还可能被人误会和曲解，甚至遭到攻击和压制。然而，“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吴敬琏怀抱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使他始终不攀附权势，不随波逐流，不为个人名利和风险所动。他认为他应该归属于一个时代。

作为学生和晚辈，由我来担任吴敬琏纪念文集的主编并为之作序，无论从学识上还是从资历上都是难以胜任的。但是，因为受众人之托，我也只能勉为其难，努力把这件大事办好，以表达大家对吴敬琏教授的一点心意。

文章来源：《站在市场化改革前沿——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月。作者授权本公众号发布此文。

吴敬琏、周南夫妇近照      晓兰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