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夫：怀念孙冶方同志

我和冶方同志相识是在1936年，我们是在参加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相识的。冶方这时已是知名学者，在上海一些进步刊物上，主要是在薛暮桥同志主编的《中国农村》刊物上，时有文章发表。当时上海出版有不少进步刊物，这些刊物的主编人，常在“功德林”、“觉园”素菜馆一类地方邀请撰稿人吃饭，一面吃饭，一面约稿，我也曾被邀请参加过这类约会。记得在有一次的约会上，冶方不在场，某一刊物主编人提到要请冶方就某一专题撰稿。杨东莼同志当即对冶方发表了评价，说冶方治学谨严，不轻易为文，他答应要写的文章，必定认真负责写好，只是时间不能急，因为冶方不仅在构思上要费脑筋，而且在行文上对每一字句都要推敲的。写文章虽慢，但写出的东西，很有分量。我当时年轻学浅，听了这样的评价，留给我的印象和受到的教育都很深，引起我尔后对冶方文章的重视。这里顺便表述几句我对东莼同志的怀念。他和冶方都是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都下过苦功，在学术上都有较高的水平，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就是东莼同志翻泽的。当时他在文化界熟人很多，在工商界、政界中也有不少社会关系，因此在这些人中开展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工作，他出了不少的力，做了很多的事。对当时象我这样的青年来说，帮助是很大的，帮我们做了许多我当时难以做到的事。而且他对地下党组织很尊重，凡我们提出的要求，如请他出席我们组织的集会演讲，到我们举办的训练班讲课，为我们办的刊物撰稿，几乎是有求必应，而且都很认真负责履行他的承诺。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北京路青年会组织“五四”纪念会，他到会演讲，热情洋溢，说理透辟，语言生动，得到听众的热烈鼓掌欢迎，反应很强烈，说明他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全国解放后，我们在北京经常见面，但彼此都很忙，一直未能畅叙。他去世时，遗愿不举行任何纪念仪式，我也未能去向他告别。只有把他赠我的经过订正后再版的《古代社会》，好好保管，有时翻翻学习，借书思人，以表示我的哀思和怀念。 抗日战争时期，我到新四军做政治工作。1941年冬，少奇同志在去中央工作前，于苏北盐阜区单家港召开华中局扩大会，新四军二师由罗炳辉同志和我去参加。冶方这时改名宋亮，在华中党校当理论教员、教育科长．我们又见了面。冶方曾写过一封信给少奇同志，强调要重视学习理论。少奇同志回了他一封信，登在《华中党刊》上，这就是那篇有名的《答宋亮同志》。少奇同志去延安后不久，约在1942年秋吧，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盐阜区迁到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华中党校也同时迁来，冶方也来到淮南。在1943年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后，成立淮南区党委，津浦路东、路西分别成立地委。冶方这时希望参加根据地的实际工作，到路西地委担任宣传部长。我们部队这期间有时在路东休整，有时去路西作战，我和冶方经常能够见面。我的印象，当时不论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还是在部队工作的同志，对“宋亮同志”都是比较尊重的，认为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我们的好教员。 全国解放后，我在华东财委工作时期，又有机会能和冶方在一起工作，这是很愉快的。大区撤销后，冶方到国家统计局工作，他不仅在理论上对统计工作发表了不少重要见解，在实际工作上也做了不少扎实的事。以后，他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所长，专心致志结合中国实际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他多年来刻苦钻研所积累的理论素养，结合当时经济工作的实际问题，就如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奔腾而出，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重要文章，在一些会上作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要发言，比之三十年代，这些文章和讲话内容更具有分量了。 他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这些重要文章和讲话稿，都未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只是在内部印发。其中有好几篇是事先送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是我鼓励他印送给领导同志的。当时我在科学院工作，五十年代，经济所的党组织归科学院党组领导，而在六十年代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部包括经济所的党组织，都归中央宣传部领导了，这是我提出的建议得到中宣部同意而作这样改变的。虽然我和冶方在六十年代后已无工作关系，但因熟悉而又比较意见相投，因此，他在这期间写的几篇重要文章，都送给我看并征求意见。孰知到1964年后，他的这些重要文章和讲话稿(选登在《内部未定稿》上)却被陈伯达作为批判的对象，并判定冶方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又根据这些文章把冶方“封”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给冶方戴上了“修正主义利润挂帅”、“修正主义企业自治”等等大帽子，而且把冶方关押了七年。“疾风知劲草”。就在这样的高压逆境下，冶方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据理力争，即使在牢中，也不屈从，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德。 1975年，我到财政部工作后，冶方这时被“解放”出狱就医，我们又见了面，彼此都感到久别重逢的欢愉。他的身体虽已衰弱，但精神状态很好，好象从未经历过什么厄运似的，如常叨叨絮语。这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对大局的忧虑，彼此都心照不宣，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错，是毫不含糊的，并表示了要继续研究这些问题的决心。在“四人帮”垮台后，冶方的问题，得到平反改正，恢复了名誉。冶方就更加放开喉咙说话了，“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等许多重要文章，在《经济研究》等刊物上逐一公开发表了。他以往未能公开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和讲话稿，用冶方自己的话：“因祸得福。”因为要作为批判材料，登在《内部未定稿》上的那些文稿，又亏冶方在上海的一位老战友，冒险保存下来，因此未被销毁，而又能重新印出。这就是冶方在1979年出版的那本《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在此之后的一些文章，又于1982年印出一本《续集》和《续集》修订本。冶方这一时期精神焕发，老而益壮，几次到外地参观、讲学，多次出席学术会议发言，又整理他多年研究的旧稿，还就当前的实际问题著文发表意见，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都忙。我建议他一定要找几位得力助手，他说已找到了几位，所里对他也很关怀支持。但是，毕竟年岁不饶人。他的健康状况日趋衰弱，以后就检查出有癌症，住进了医院。我在安徽工作时，每次回京开会，都要去医院看他。他很乐观，明知有不治之症，也毫不放在心上，仍在病床上思索如何整理他的旧稿，对老战友来见，仍健谈如昔。一直到1982年冬，他的病情恶化，关心他的许多老战友、老同志．都想去医院见一面，去的人很多。我这时已回京工作，因忙来去。他可能巳觉到自己为时不多，向其亲属提出，怎么劲夫未来看我。我听到后，急忙赶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已不大能动，但很感情地把一本新印的《续集》送给我，并坚持象上一本那样，要在扉页上写上要我指正几个字，签上自己的名，写明日期是1982年12月27日。他的手在颤抖，但写的字，一笔不苟，写得如往日那样端端正正。这一情景，十分感人。此后不到两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 我与冶方四十多年的交往接触，虽难说是知交，但确是一见面就很谈得来，而且可以谈一些知心话。我对冶方不仅看成是益友，而且认他是我的良师。我半路出家搞经济工作，许多经济理论问题和实际工作中的方针政策问题，是从冶方的著作和言谈中，受到了许多教益而加深理解的。冶方在马列主义的理论上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造诣很高，具有真知灼见，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所谓独到的见解，他自己曾说，并没有什么发明创造。这当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同时也反映他的谦虚。因为能够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经济实际，对不少重要问题发表不少创见，不是人云亦云，而能做到“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且这种结合实际的本身，就在不同程度上有一定的创造性见解。因此对冶方在经济学上的贡献，要请专家们实事求是地经过科学论证，给予应有的评价。冶方有些未印的遗稿，我没有都看过，已印出的文稿，读得不全，体会也不深，因此说不出很多见解。但我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织，在冶方逝世前不久，正式宣布，冶方是模范共产党员，我十分赞成，并认为这件事意义重大。因为在我和冶方四十多年的交往接触中，深感冶方在许多方面是我要向之学习的典范。 一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典范。冶方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结合中国实际，确实提出了不少创见。我所说的创见，有的是别人未提过的，有的是别人也提过，而以冶方提得最早，或属最早提出者之一。他提出的这些创见，有些在当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不久就受到批判和折磨，现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如计划经济要重视运用价值规律；生产资料也属于社会主义商品，价值规律一样对之起作用。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把它的商品从价值上分为C、V、M三个部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冶方把C、V、M用之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把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在价值上分为三部分：C是物质消耗，V是活劳动消耗的报酬，M是剩余产品，社会主义也要多创造M，即扣除物质消耗、活劳动消耗的报酬后，要多创造出剩余产品，社会主义才能日益富裕。贯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是什么?要不同于政治教科书，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不同于哲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讲经济，而什么是经济呢?就是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总产值”不能成为指标体系的中心环节，用“净产值”在计算上也有困难，“净”而不“净”。冶方认为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他说：净产值和利润没有原则上的差别，后者比前者多扣除一个工资只有更“净”了些(净产值是马克思公式中的V+m，利润只是m中的一部分)，因此，利润这个指标比“净产值”．指标更好。他也知道用利润考核有许多复杂因素要解决，如价格要合理，级差地租要征资源税等，但他认为不应迁就宏观经济上的现实情况而不前进，而应逐步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在他和我面谈时，还提出“牵牛鼻子“的想法。这是很有道理的，问题是在宏观经济方面有些关系未理顺，这个“牛鼻子”不大好牵。冶方对“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具体运用到经济领域，主张扩大生产能力的基本建设，是大权，应高度集中；而属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事，是小权，应把权力下放给企业，让企业有自主权，具体地说，他一直反对折旧集中，认为应留给企业。‘后来又主张提高折旧，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品要不断更新换代，反对复制古董，这都是很有道理的。我后来向他解释，可以集中一部分调剂，因有的企业有病无药钱，有的企业无病有药钱，但我很同意冶方的观点，不能把折旧基金看成是财政收入，不能挪用于搞基本建设，而仍应用于搞老企业技术改造技术进步。冶方还有许多重要观点，如重视流通领域问题、积累率问题、体制改革问题等，就不一一列举了。象这样一些难得的真知灼见，竟然遭受批判和戴上那么多“帽子”，冶方一直理直气壮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甚至感到好笑，如批他“最小……最大”，是不要政治挂帅，否认阶级斗争。冶方说：我觉得很好笑，我想，不讲最小最大，那么能够倒过来讲最大最小，以最大的耗费来取得最小的效果吗?冶方对他自己的正确观点，一直坚持到底，毫不退让，这不仅说明他具有高尚的品德，为着维护真理，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对个人得失完全置之度外。同时也说明，他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掌握到手，有真才实学，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是一位道德、文章两皆高的杰出经济学家，他的品德风貌，形象是高大的，他的学术文章，是光彩夺目的，他在“立德”和“立言”两方面都是很杰出的。冶方的文章和讲话中是不是也有错误呢?他对这一点态度是很严肃的，他曾几次指出自己的错误，说他曾受到过“左”的影响，反对过让企业利润留成，也不赞成搞奖金。他很诚恳地说，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他在逝世前的文章中，在和去看他的同志谈话时，一再要求经济所的同志和经济学界的同志，对他的文稿中还有哪些错误，恳切希望提出批评。这说明冶方不仅在坚持真理方面是典范，在修正错误方面也是典范，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冶方还有一些创见，属于学术上有待探讨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如他认为，价值规律，不仅在社会主义存在两种所有制时要起作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两种所有制不存在时也要起作用，按他的话说，那时是更高的社会化大生产，凡存在社会化大生产，价值规律就起作用。这是属于探讨性的见解，可以进行讨论的。至于他对如何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见解，也是属于探讨性的，是一时难以定论的，他并不要求别人附和而且主张存同求异，欢迎和大家共同探讨，这反映冶方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属于探索性的科学问题，是用科学态度来对待的。 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冶方于1923年就参加共青团，去苏联学习过，属于我党建党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我的前辈。但他在革命经历中，几经坎坷，几次挨整过。经过白色恐怖下地下党生活的锻炼；经过炮火纷飞中的战争生活的锻炼。他一直倾心于理论研究，在工作需要时，即服从组织分配，参加宣传、教育的实际工作和经济实际工作。对职务安排，从来毫不计较。至于个人生活一直很俭朴，从来未计较过待遇。他遭遇过多次折磨，但从来末听到他有什么怨言和牢骚，一直精神爽朗，也从来未见到过他垂头丧气。他总是乐呵呵地、劲头十足地在钻研，探索，到了他构成有根据的看法时，他就发声说话了，著文印发了。想的是如何对党的事业有利，对人民有利，而从来未有考虑个人会有什么后果。即使在遭受挫折后，也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好象没有发生过什么挫折似的。对事不看风，对人不看势，我行我素，直来直往。既不迎合，也不拉扯。平易近人，热诚待人。只有人亏待过他，从未听说他亏待过别人。从冶方身上，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境界，是纯真而高尚的。他的精神风貌，象水晶那样透明，朝霞那样灿烂。和冶方相处，在可亲中令人可敬，在平凡中显其伟大。因为他的全部身心，都交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经过长期磨练，看不到他还留下什么私心杂念，只有一颗赤诚的心。他是名符其实地做到了一个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高尚精神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 三是战士兼学者的典范。冶方的治学精神，刻苦严肃，他研读经典著作，十分重视原著。他能掌握外语工具，是其方便条件，他对翻译的书籍，一遇含义有疑之处，一字也不放过，要查阅原著，有时还要从几种外文对照，以求准确。为此，他改正了好多翻译不准确的字句。至于对原著的精神实质如何领会，各个人是有不同的，冶方是力求读懂，符合原意。在我接触到的学者中，我认为冶方是对马、恩、列原著真正读懂的一位，我自己就深感有许多地方没有读懂，一有机会，就想向冶方请教，而冶方确实比我懂得多。真正弄懂，还在于用，而冶方结合中国实际，是运用得比较好的一位学者。他不是在抄书、述书，而是在用书，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确实做到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有许多独到的创见，前面已提到一些。因此，冶方不是述而不作一类的人，一而是真正有成就的学者，有真才实学，有真知灼见。冶方这位学者，首先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战士，他是为革命而学、而用，他主要是用笔来作战的。冶方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学者，更重要的，首先他是一名战斗英雄，在再大的压力下，他不说一句违心话，不做一件违心事，表现出他不仅是坚强不屈的战士，而且是无私无畏的英雄。他的模范事迹，和许多模范共产党员有共同之处，但又有他独特之处，这一独特之处，就是冶方是具有重大学术成就和很高声望(在国外有些国家，他的声望比国内还高)的学者——这样一名模范共产党员。他很有学问而又有很强的党性，在这一点上，更有其难能可贵之处。 冶方逝世后，我很赞成一些老战友和经济学界的同志、朋友们，举行冶方经济学术讨论会，举办“冶方奖励基金”。冶方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学习、研究、发扬。冶方的道德风范，为人师表，更应受到我们的尊敬学习，尤其希望青年一代，要以冶方为榜样，好好向冶方学习，为我们的宏伟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冶方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拉杂追叙一些往事，表述一点粗浅看法，以表示我对冶方的哀思和怀念。 (1984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