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泽：为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提供理论信息

口述者：江春泽（原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前主任）

访谈整理者：鲁利玲

访谈时间：2009年7月23日

我是1988年6月去国家体改委报到的，担任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作为研究比较体制方面的专业人士，转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中来，对我个人来讲，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对于国家体改委来说，也正需要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进行探索。因此，我非常感谢历史为我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使我能够在中国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上，贡献自己献策建言的微薄之力。

一、撰写《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一文的经过 

1990年9月，国家体改委的新主任陈锦华到任。不久，秘书长洪虎通知我说：“锦华同志要我找两个人，给他写两个材料。一个是国内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情况，我已经请杨启先撰写；另一个材料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情况综合，这个材料请你写，越快越好。”当时，我主要负责国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工作。 

在我看来，这个材料既好写又不好写。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西方或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对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已经争论了不知多少回合，有关的争论材料可说是卷帙浩繁、多不胜数。如果随手摘几条不同观点的语录是很容易的，可以很快交差；但如果把各种争论的观点和论据整理归纳起来，就需要花较长的时间。关键的问题还不在此。当时，我不大清楚，撰写这份材料的目的是什么？领导的意图和思想倾向是什么？他们希望这份材料解决什么问题？因此，从接受任务的那一刻起，我就苦苦地思索着，写这份材料的现实针对性是什么？以及如何掌握好它的分寸？

1989年夏天的政治风波之后，尽管邓小平一再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政策“没有错”“都不变”“不能改”，但社会上对改革方向、目标的争论却异常激烈。不少人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对十多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持怀疑、否定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我考虑，应当尽快给中央领导人提供一些理论信息，使他们了解计划与市场问题已经争论了一百年了，它是资源配置方式的争论，有复杂的学术背景，不能简单化地武断下结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的景象，实践证明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此起彼伏，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矛盾的反映，不能因循传统观念，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对争论不宜在政治上上纲上线；世界经济体制优化的大趋势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并用，寻求其最佳结合度，各种探索都是应当允许的。

经过认真考虑，我认为，在此紧要时刻，写一份供领导决策参考的材料，事关重大。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写，不能敷衍了事，而且要努力达到积极推动改革前进的效果。但是，我又考虑，计划经济的传统理论与实践对人们的头脑束缚得太久了，在突破传统观念过程中，认识出现反反复复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能用批判不同观点的口气来写，而要用正面提供事实和信息的方法来写，为了不冒太大的风险，有些观点也不能说得那么明白，意思隐含在事实的描述中。于是，我决定用最精炼的文字，用摆事实的方法，客观地描绘百年来世界范围内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与实践。 

具体地说，在这份报告中，通过文献资料表明：用中央计划机关取代市场作为未来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设想，最初见于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1902年出版的著作，1908年他的学生巴罗内有所发展，1928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也积极捍卫这一主张。而反对他们观点的如米塞斯、哈耶克、罗宾逊等人，则深入揭示了用中央计划机关配置资源的不可行和低效。后来，美籍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又提出了捍卫计划配置的新观点与论据。这两派的大论战曾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而且持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在实践中，争论起始于苏联战时共产主义后期，其间，“新经济政策”起了临时的缓冲作用。列宁逝世以后，苏共高层领导对待商品、货币、市场问题争论激烈。主流的观点是，把市场看成社会主义的异己物，把主张市场配置资源的人视为异己分子。在高层领导人中，凡主张市场取向者都丢掉了官衔，牺牲了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各国此起彼伏的改革浪潮，都是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在实践中的反映。到80年代末，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放弃了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我在这份研究报告中，还列出资料说明：西方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理论上的凯恩斯主义和实践中的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把“计划”用作国家干预的一种手段。从那时候起，“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成为世界经济体制优化的普遍趋势。 

在这份报告中，我虽然没有明确表明个人观点，但是我通过列举的资料向领导反映了如下思想和信息：

第一，扼要追述1902年意大利学者帕累托提出对未来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设想，以及由此引起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著名的大论战。目的是说明，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在西方是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争论，争论双方的主将都是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最先设想用计划机关取代市场来配置资源的人，以及后来发展与捍卫这一设想的人，包括帕累托、巴罗内和泰勒等，都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或共产党员。因此，显然不能用对待计划与市场的态度来作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也不能以此作为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尺。

第二，扼要列举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所依据的主要经典论据，综述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所有国家曾面临的矛盾和各国此起彼伏的改革浪潮，简单介绍这些国家关于改革模式的探讨。指出总的发展趋势是，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都在积极摸索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途径。

第三，扼要介绍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都已不再是二战前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指出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市场体系发育健全的基础上，引进了包括计划手段在内的各种国家干预措施，包括反垄断法、累进税收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所谓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核心问题就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被肯定或否定。不管怎么争论，“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结合运用是世界经济体制优化的普遍趋势。

第四，扼要综述当代外国专家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问题讨论的意见和建议。专家们普遍认为，整个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要以客观存在的市场为基础。

9月29日，我以手写稿的形式把这份报告交给了洪虎。我准备着至少要多次返工，因为领导可能会提出修改或重写的意见。根据经验，完成领导交办的撰稿任务，一般是不会一次通过的。但这次却完全出乎意料，陈锦华主任看了这份研究报告，9月30日，就印了30份，以绝密件报送了中央领导。这表明，陈锦华对这份报告是持肯定的态度。接下来，中央领导对此将做何反映呢？ 

不久，在委内干部会上和部分省市体改委主任会上，陈锦华口头传达了中央主要领导对这份上报材料的反应。他说：“总书记看了体改委上报的这份材料，说：‘很好，我看了两遍，到辽宁出差也带着。’”几天以后，李鹏总理接见中国企协邀请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外国专家，我作为体改委外事司负责人之一也在场。李鹏向外国专家介绍了中国改革发展情况后说：“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在世界上已经争论一百年了……诸位有什么好的观点和建议，欢迎向我们提供。”他讲话的内容引用了体改委上报的这份材料。后来，还听说，由于李鹏总理阅此材料后曾批示：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可吸收其中一些内容（大意）。所以，中办和中央文件起草组才向体改委索取这份报告。

二、起草“正确解读苏联东欧经济改革教训”的研讨会纪要

在上报材料受到中央领导肯定后，针对社会上、特别是一些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革命老前辈们对东欧剧变、苏联濒临解体形势有误解，他们以为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市场化所致。由此，我想以国家体改委国外司的名义召集一个国际比较研讨会，并建议请一些长期工作与生活在苏联东欧国家、掌握第一手实况的驻外记者、使馆工作人员以及专家学者参加。这个想法得到了陈锦华主任的支持。 

1990年11月5日至7日，在北京郊区燕山石化招待所，我们召开了“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与会者30余人。其中有中央联络部、外交部、安全部的相关司局的外交官和研究人员，有长期驻苏联东欧的记者。根据第一手事实或掌握的系统资料，与会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经过两天热烈讨论之后，11月7日清晨，陈锦华主任约了贺光辉、刘鸿儒等亲临燕化招待所，直接听取研讨会最后一次带总结性的发言。从早晨8点一直谈到中午12点半，发言络绎不绝，讲事实，摆观点，内容丰富、具体、多角度，讨论热烈有序，使听者耳目一新。

有意思的是，研讨会散会的当天下午，我赶到京西宾馆，参加委里召开的省市体改委主任会议。我一到会场，就有一位本委的司长问我：“听说你们开了个很活跃的会，发言都很敏感，很尖锐，不知道体改委是否将因此遭殃？”我说：“这是内部讨论，领导允许畅所欲言嘛！”但是，他这一问，我心里也有些嘀咕，不知后果是吉是凶。

会间，陈锦华的秘书刘琦通知我说：“锦华同志希望你把研讨会的纪要好好整理一下，总书记很关心这个会。”我心里揣测，总书记是从什么角度“关心”这个会，是希望了解会上反映的真实信息呢？还是听到什么关于这个研讨会的传闻呢？这涉及到纪要从哪个角度来整理。于是，我就反问刘琦：“锦华同志对这个会怎样看呢？有人说，会上有些意见太敏感、太尖锐，中央恐怕不能接受。”刘琦没有回答。大概他把我的意见向陈主任反映了。

下午散会时，陈锦华主动对我说：“这个研讨会的纪要好好整理一下。如果问我的印象嘛，第一，这些国家的市场极度不发育；第二，由于市场不发育，客观规律无从表现，所以，这些国家的计划体制对客观规律无从遵循，计划工作只是一些僵化的技术操作；第三，它们由此为转轨与开放付出的代价巨大。”陈锦华这个明确态度，使我心中有数了。陈锦华还说：“至于个别同志有什么观点，这是内部讨论，可以各抒己见。如果他们在外面说什么，我们也不能负责。”于是，我遵照陈锦华指示的精神整理了研讨会纪要。 

这次研讨会的参会者名单是我确定的。因为我长期从事这个领域的调研工作，对中央有关部门和学术界的同行比较熟悉。参会者一般被认为是“政治上可靠的”“没有自由化嫌疑的”，这是为了使研讨成果更具有说服力。研讨会纪要的标题是《比较·选择·前景——苏东国家与我国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不同做法、不同后果》。这份纪要是经陈锦华主任亲自修改后上报的，标题也是他定的。材料的中心思想是说明：东欧剧变、苏联危机的原因不是经济市场化；相反，这些国家的现实是市场极度不发育。 

12月3日，纪要由体改委上报中央。李鹏阅后，批示：“已阅，写得不错。”后来，安志文同志告诉我：“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总书记读了你们上报的这份材料，顾委的老同志们都说很好。”此外，我还听到一个情况。我在1990年9月30日和12月3日写的这两份研究报告，当时也送到了邓小平手中。

12月24日，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三、参加江泽民主持的11次座谈会

关于江泽民主持11次座谈会的背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情况。一个是1991年1月底，小平同志赴上海过春节。在视察上海的大型企业后，邓小平与朱镕基等上海领导同志进行多次谈话。他又一次着重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2～4月，根据邓小平春节讲话的精神，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了四篇署名为“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另一个重要情况是，8月19日，苏联发生了“8.19”事件。第二天，邓小平就把中央领导同志找去谈话，再一次强调：“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不拿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也是不行的。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道理也要讲够。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没有改革开放十年经济发展的那个飞跃，取得顺利调整是不可能的。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并告诫中央领导同志：“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

我后来得知，就是在这个时候，江泽民开始部署座谈会的具体工作。在邀请哪些人参加座谈会的问题上，江泽民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讲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一两名海外学成人员。另外，还要有几个能介绍并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东经济的专家。在座谈的题目上，江泽民提出：首先，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中有哪些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其次，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进行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苏东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和危机，以至于整个国家遭受重大挫折，发生急剧变化。在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敞开思路，对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做出探讨。

大概是10月中旬，国家体改委接到中办通知，点名让我、杨启先和傅丰祥参加座谈会。这11次座谈会分了三个专题单元：10月17日、18日上午各召开一次，讨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现状，为什么资本主义“垂而不死”；12月6日、9日召开了两天座谈会，讨论苏东演变及其教训；12月10日、12日、13日下午以及14日全天分别召开座谈会，讨论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我提交的书面发言，就是关于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的主题。

我记得，座谈会是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召开的，江泽民坐在会议桌的起首位置，主持会议；参加座谈的大约有十几名专家，围坐在会议桌旁。会上，我主要是表述了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研究中国的任何问题，要有世界眼光，要有战略思维。我引用了智利中央银行行长的一句话：在封闭的环境下搞现代化，只能建成乌托邦。我们千万不能把刚刚打开的门关上，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搞改革，都要了解外国情况，要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个观点是，苏联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区分开来，总是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其实，计划和市场只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关于两种不同手段的争论，早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之前便已存在，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分水岭。

在整个座谈会期间，江泽民主要是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大家发言。比如，江泽民问与会的王慧炯：“老班长啊，我们的老师以前有没有讲过资源配置方式啊？”王慧炯当时是国务院发展中心常务干事，曾经是江泽民在上海交大读书时的班长。我感觉，江泽民主持系列座谈会的意图，主要是带有咨询性质的，自始至终没有发表明确的倾向性的意见。

在这个时期，我反复讲资源配置方式问题，有一个隐含的目的，就是想解除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政治枷锁，把它还原为一个学术观点的争论。鉴于当时的形势和氛围，我并没有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和阐释我自己的观点，而是引述西方经济学百年大论战的信息，来说明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并不涉及什么政治问题，但却是经济学的重大学术命题。这样，就可以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提供了更大的探索空间。

本文节选自《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历程》一文，此文原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