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谈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挑战

作者| 迈克尔·斯彭斯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七届获得者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

非常荣幸被邀请为《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这本非常重要的关于中国改革30周年的著作作序。我怀着谦恭的心情来写这篇序。本书众多作者精深的知识都来自于他们在中国30年充满挑战而又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改革和增长中发挥的实际角色。这种知识和洞察力是局外人所不具备的。对于我个人来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尽力在中国的增长和发展战略方面做一名勤奋的学生。因此，我将试图从局外人的视角简要地分析从中国的改革历程中学到的经验和教训，这些总结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以及更广泛的增长和发展的研究领域意义重大。

世界上有13个国家在连续25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保持了7％以上的GDP增长率。这种高速增长是比较罕见的。以7％的速度增长，GDP每10年翻一番；以10％的速度增长，GDP每7年翻一番。这意味着在20到30年的时间里，收入水平能够提高8倍。正是这种稳定的增长才能够大幅度地消减贫困，并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机会。

所有这些高增长的案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它们得益于全球经济的不断开放，开放是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石。如此高速的增长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先进国家不能也未曾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利用全球经济提供的知识、技术以及需求实现了高速增长。

在所有实现高增长的案例中，中国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增长史无前例。在几十年以前，甚至在全球经济已经稳步开放、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的平台的战后时期，像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也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就贫困人口的减少、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善、生产性就业的增加以及机会感和乐观情绪的增强来看，中国的发展结果都非常引人注目。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逐渐加大并日益重要起来，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责任和挑战。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回顾过去并解答如下疑问：改革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在改革道路上曾面临过什么样的挑战？中国成功的经济管理和增长的经验对于后进发展中国家能提供哪些有益的启示？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全球经济的广泛合作。开放是必要的，开放能够带来两方面的益处，对于保持7％至10％的增长速度必不可少。第一是知识。在开放经济模式的增长过程中，知识、技术、专业技能、私人和公共部门管理技能被引入进来。总体来说，这种从外部经济中引入的知识会导致一个经济体生产潜力的快速提升。第二是全球性的需求。这种需求相对于早期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显得巨大而富有弹性。

中国经济改革最让人印象深刻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学习的重要性，而且学习和开放要结合起来。管理中央计划经济和管理市场经济是非常不同的。在市场经济中，许多事情的发生不是被直接控制，而是受激励影响，这些激励来源于规则、选择、政策和公共部门投资。中国从不同的国家、机构和专家那里探索并吸纳外部世界的专业技能，用于加速自己的学习进程。迄今为止，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经济和社会的开放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最与众不同的特色之一，这种开放不是表现为技术经济意义上的贸易流和资金流，而是表现在对获取新知识的渴望和与之相伴的学习速度上。很明显，这种学习能力建立在1978年改革之前就已形成的坚实的教育基础之上。中国的识字率和有关的教育指标在过去和现在都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优势背后还一定存在着更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原因。

从外部能学到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从相当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学习管理经验十分有益。激励、分权化和价格信号很重要，个人和组织都会对此做出反应。但当时的中国经历了29年的计划体制，从许多重要方面来看，不存在市场经济体系。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经济都处在一个向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转型的长期过程之中。在此期间，市场、监管机构和监管能力正在逐渐形成。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展出十分完善的有关转型经济的模型。这意味着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又多了一项挑战。和发达经济体不同，他们手中并没有经过验证的模型，用以预测改革和政策变化的影响。他们要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采取行动，做出决定。适应这种决策环境不仅对中国自身的成功至关重要，也可能是对其它发展中国家最有借鉴价值的方面。

在中央计划经济的起点上开始改革，也许使中国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更容易认识到，中国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增长“药方”，而是必须对它们加以修正。

中国渐进增长战略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是，一方面在进行政策调整时采取慎重的、可控的渐进主义，另一方面在政策或改革方案被决定采纳后进行快速而有效的实施。

实用主义的、渐进的、解决问题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与长期致力于改善公众福利的明确目标相结合，是中国提供的主要经验，它正在成为增长和发展战略以及确定政策优先目标的新参照系和新理论框架。最初的快速学习和知识引入过程现在已经成为双向车道，也就是说，重要的知识和学习方法正在从中国传到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本书的各章将详细说明在一系列政策领域和某些经济部门中实施的这种解决问题式的策略。这些说明将给其它国家的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宝贵的资源，同时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提供翔实的研究案例。我们可以把这些案例看作对“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著名比喻的详解。

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在一个逐渐向成熟的市场经济和监管体制演进的转型经济中，用不完善的模型做出有序的政策决策，乃是中国过去30年成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此外中国也有其它显著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即使在实现过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也是很高的（约为GDP的三分之一且仍在增长），更是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因为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很难用传统标准来准确区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但是毋庸置疑，有效的公共部门投资率（在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依然很高，并且为持续快速的增长创造了基础。中国并未像其它发展中国家通行的那样在政府的预算中忽略公共部门投资。这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特性：一是重点强调增长和未来的繁荣，为了将来的高收入和下一代的发展，愿意牺牲当前的消费；二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治体制能够具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

这种跨期选择对于相对贫穷国家来说并不容易。所以，从中国的经验中理解这种跨期选择的基础是什么，对研究发展问题十分重要。第一，这种基础可能有文化上的因素。第二，为公众提供足够的储蓄渠道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政府应该能有足够的收入，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和教育的公共投资。中国政府拥有相当大比例的生产性资产，由此产生的收入能够为公共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中国比较不寻常的一点是，它有相对不受限制的政府收入来源可以用于服务和投资。不断增长的私人部门的企业投资（或储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受投资机会和充足的投资回报率所驱动。经济的开放和20世纪90年代加速取消各种残留的限制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还有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成为引入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源丰富的国家，其它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也不是。正在走上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之路的印度和越南同样没有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所有这些持续高速增长的国家都依赖于快速增长的生产性就业、日益多样化的出口、劳动力的流动、竞争和快速的城市化。其中任何一点都是支撑和引致稳定增长的微观经济机制。中国的改革者能够在中央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允许竞争来促进经济繁荣，这一点使人印象深刻。不过中国增长道路上最独特的一点是劳动力市场的极大弹性。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从农村转移到现代经济活动密集的城市。在政策允许之后，国有企业也大幅度裁减冗员，以获得市场竞争力。同时充满活力的经济相当快地创造出了新的就业岗位。

同过去一样，中国依然面临着一系列重要的挑战。这些挑战是新问题，也是国内政策激烈讨论的焦点。所有这些挑战都是重大的课题。我之所以简要地提及这些挑战，是想说明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是永久不变的。唯一不变的就是总会有新的挑战需要我们去思考、想象，并进行充分的讨论。

地方的环境问题（空气和水质）在高速发展的改革时期一直被忽略，直到最近才受到重视。应该将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置于最优先的位置，并走上一条保护环境的发展之路。其中一条就是要取消补贴，使能源价格与全球保持一致。随着能源需求和价格的提高，补贴政策的成本将越来越高，同时，补贴政策不利于环境保护，还会使中国在当前和未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跨国合作体制中处于不利地位，影响自己的利益。

经常账户在长期保持适度的盈余或赤字之后，近期的盈余已达到GDP的12％，这或许是个意外。高额的贸易盈余并不是增长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会对处理同贸易伙伴的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高额的贸易盈余意味着超过资金投资水平的存款，这种超额存款本可以用于本国消费，却被投资到其它国家。即使这种盈余以多种储备工具（这些储备工具可能会影响储蓄和投资率之间的关系，包括可能的财政政策和汇率）持有，但由于现在的汇率管理过程，外汇储备仍可能继续积累。原因在于,经常账户的余额不会减少私人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可能性，因为私人资本的大量流入是因为中国投资机会较多以及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潜力。控制人民币升值过快的步伐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在未来的几年里继续增加外汇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影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变动的各种不同因素并没有得到其它国家的充分理解。

快速的经济增长引发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这是所有高速增长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增长过程的自然后果之一。但是收入不平等可能过分恶化，要求政府重新予以关注。这一点已得到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以及制订五年计划的有关人士的认同。

中国是一个巨大而多样化的经济体。其最先进的部分处在中等和中上等收入水平，并且正在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靠拢。所有成功的经济发展案例（在我之前提及的13个高速增长案例中，只有一小部分做得不错）都表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给中国提出了两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我们所熟悉的。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在增长初期推动增长的那些因素的重要性正在变弱并将最终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知识更加密集的新的经济活动。这种变化是结构性转变的一部分，即使在其它那些成功地实现了转型的国家，结构性转变也并不是总能得到很好的协商解决。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政策制定者很难放弃原来的政策和曾经为成功奠定了基础的产业部门。但是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坏的政策往往是那些实施了过久的好的政策。

第二个挑战是，对中国来说，一个复杂的因素是并非经济的所有部分都处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变的阶段上。因此，增长战略和政策必须一方面促进劳动密集型的增长和城市化（中国约有50％的农村人口），另一方面又要支持经济中最先进的部分实现结构转变。印度的经验或许会有些帮助，并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复杂的转型指引方向，那就是及早地发展了全球经济中的先进的服务业。

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短期问题或许是全球能源和食品相对价格上涨所引发的通货膨胀。价格上涨幅度如此之大是较为罕见的，而且发展中国家价格上涨的幅度要高于发达国家，其原因是低收入国家的GDP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大部分与食品和能源有关。通货膨胀对投资和增长的破坏性已成为共识。相对价格变化以及由此引致的收入变化（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视部门和GDP的构成而定）无法避免。通货膨胀带来的挑战是防止它对经济产生第二轮或者第三轮的影响，同时将它对增长的破坏降到最低限度。中国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对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时间里，中国GDP的年增长率一直在10％左右，改革初期，这种增长虽令人震惊，但在数量上并未对全球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逐渐地，形势出现了变化。中国的GDP已占到欧盟或者美国GDP的25％。10％的增长大约等同于发达经济体2％～2.5％的增长，那是一种非常大的影响。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15年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要赶超欧盟和美国，中国的经济和政策选择将会对全球经济和全球资本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同其它大的经济体一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意味着它对全球制造品和初级产品乃至利率的相对价格都有着重要的趋势效应。

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调整它的各种政策，在实现国内经济的需求、发展和演进的同时也在全球经济中帮助保持稳定和平衡，这一改革过程正在进行之中。对于全球经济中其它大的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调整全球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便用一种远比现在更为有效的政策合作过程把中国、印度以及其它新兴经济体包容进来。

（鄂丽丽 翻译  吴素萍 余江 校订）

文章来源：吴敬琏等主编：《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10月。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