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的洋顾问

作者|魏众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六届获奖者

1978年五六月间，我国先后派出了四个以海外经济发展为主要考察对象的代表团，分别考察了日本、港澳、西欧五国、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同年，邓小平同志先后两次访问日本[1]，以及出访新马泰。“走出去”的效果很明显——中共中央终于决定实行改革开放。

次年6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由率团访问西欧五国的谷牧副总理担任主任（谷牧 | 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出访西欧五国）。在聘请多位民国时期的民族实业家作为顾问之外，他出人意料地聘请了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和联邦德国的阿明·古托夫斯基三位国外专家担任顾问。这就是“请进来”的洋顾问。

聘请洋顾问的缘起

事情的缘起和邓小平、谷牧等人有关。1978年，邓小平找到谷牧，讨论经济发展道路问题，谈到在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和德国的崛起令人瞩目。这次谈话后，邓小平同意谷牧关于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合适的人出任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的建议。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经验不足，可以借助他人的智慧嘛！”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经邓颖超建议、李先念同意，大会向与会者印发了《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材料，日本和西德快速发展起来的经验即已引发热议。1978年底开始，经过反复考量、斟酌，确定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和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为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后来又增加了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吴庆瑞），这一举措正是改革初期解放思想的表现，共和国首次邀请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担任我国顾问。这几人中，关于向坂正男的相关报道不多，他的主要贡献在能源政策等方面，本文不做深入讨论。李光耀和吴庆瑞担任顾问时间稍晚，可单独另外成文。而大来佐武郎和古托夫斯基两位顾问，不仅实践经验丰富，而且深度参与了中国初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两位顾问的履历

那么，顾问人选为什么会是大来佐武郎和古托夫斯基这两位呢？让我们看看他们来华之前的履历吧。

1986年8月1日，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陪同日本前外务大臣、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顾问大来佐武郎游览云南石林

大来佐武郎，日本官厅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1914年出生在中国大连，1946年3月大来佐武郎等人完成了报告书《重建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该报告指出“振兴对外贸易乃是重建日本经济的方向”。这个报告书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战略设想，对此后日本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之后大来出任日本经济安定本部（经济企画厅前身）调查课长，并参与撰写《日本经济白皮书》。1954年，他在《出口对策方案》一文中提出了出口额达到20亿元的设想，被称为“大来构想”。此后，他先后主持和参与制定了“新长期经济计划”和著名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其间，就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原因，他与下村治之间爆发了著名的“下村——大来论争”。在辞去政府职务后，大来佐武郎曾参与多个国际组织的工作，如UNDP、OECD、罗马俱乐部等。1972年，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后，大来随三木武夫访问中国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阿明·古托夫斯基1930年出生在德国纽伦堡，曾在汉堡大学担任教授并讲授发展政策。1970-1978年间曾在被称为“五贤人委员会”的联邦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担任委员。他后来在汉堡经济研究所工作并担任所长，后因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做出的贡献而被授予路德维希·艾哈德奖。

从以上简历可以看出，两人都是兼具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专家，特别是在政策咨询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而且他们分别对日德战后恢复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与各自国家的企业界有广泛的交往。这很可能是当时我国聘请他们担任顾问的原因所在。

那么他们来访几次，又做了些什么呢？这得一个一个来说。

高调的大来佐武郎

1986年7月31日，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与日本前外务大臣、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顾问大来佐武郎联袂题词

早在1978年，大来领导的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就已经完成了对中国经济的计量研究，所以大来对中国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1979年春节期间，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小林实三人受邀访华并与谷牧副总理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他们就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经验、能源和经济结构，以及资金问题等作报告。谷牧副总理亲自主持报告会，国务院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参加。

基于目前已经公开的信息能够看到，他们提出的建议有三条：1.在资金问题方面，一是提高效率，降低资本系数；二是适当控制消费，提高积累率；三是从外国引进资本。如果三条办不到，则只能降低发展速度。2.逐步把出口原料改变为更高层次的出口产品。3.多买技术少买设备，在技术引进上要买专利，立足于自己制造。

大来的建议：1、基于积累资金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应优先发展轻工业；2、批评了中国厂家“不去了解用户的需要，不做市场调查，也不搞市场服务工作”的问题，建议深入调查了解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状况，并建立“对市场敏感”的体制。

当交流报告和座谈记录报送中共高层后，引起了巨大反响。1979年2月19日，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这是几个日本经济专家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的看法和意见，值得我们慎重研究，建议在《经济消息》发表。他们提到，要先发展那些用人多、投资少、销路广、收效快的工业，先发展轻工业。要努力增加出口，逐步改善原料出口与制成品出口。……这些意见都很好，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对于这些意见的重要性，亲身组织和参与座谈的谷牧同志深有体会。他后来回忆说;“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初始，外国高层人士给我国经济部门负责人开的第一堂经济课，对我国政府官员的思想解放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

同年10月，大来再度受邀访华，考察中国经济、讲授经济发展经验并给中国经济发展出主意。他基于日本发展经验对中国经济提出了几点建议：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建设现代化经济的第一要素；制订经济计划要注意合理性；要积累并有效地使用资金；要有合理的价格体系；要建立本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恰当联系；要发展科学技术。

11月大来入阁担任日本外务大臣，12月陪同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人接见。

1980年七月，他辞去外相职务，被任命为政府代表。10月底至11月，应中方邀请访问了北京、广州和桂林，与谷牧副总理就经济体制、环境问题等国际经济问题进行了交谈。在姚依林副总理出席的会议上，和中方就中日某些合作项目延期一事进行交流，中方请大来帮助向日本有关方面做好解释工作。

1981年2月，为中国撤销进口成套设备合同事宜，他飞往北京，先后与谷牧、姚依林和邓小平举行了会谈。1982年又一次访华，受到赵紫阳和谷牧的接见。除1979年最早的两次访华以外，大来佐武郎的其他几次访华均有官方的新闻报道，可谓高调的大来。不过这些官方的报道可能只是大来访华的冰山一角，根据一位日本专家的回忆，大来“在战后访中次数达100次。”

除了上述政策建议之外，在经济特区建设方面，大来的经验也发挥了不少作用。比如，他认为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主要不应该是物质上的支持，不是输血，而应该是政策上的支持，通过放开，让特区形成造血的机制。另外，他还谏言阻止了特区货币的出台，防止了混乱局面的发生。曾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在回忆中也认为，深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益于大来佐武郎提出的建议。

1993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情况。此时，一位驻日的中国记者想到的还是大来佐武郎，他采访了大来，并从大来那里获得了很多有益的见解。这是大来最后一次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意见。不久之后，因心肌梗塞，大来佐武郎去世。

大来还促成了一年一次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这是一个由官员（中国方面）、退出政府职位的专家和学者（日本方面）参加的中日双方高层非正式对话，主要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政策性的深入探讨。会议双方的顾问分别为谷牧和大来佐武郎。中方人员包括：马洪、薛暮桥、房维中、朱镕基、李灏、廖季立、高尚全、刘鸿儒、孙尚清和浦山等。从名单中可见该交流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影响。

大来佐武郎还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1980年他这样预测2000年的中国：“（中国）人均收入和生产率的提高，与先进工业国家相比时，应该说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钢铁和其它工业品的产量要达到与美国、苏联、日本及西德并驾齐驱的水平，是有可能的。……中国的经济计划在逐步展开的今后二十年……在世界的历史上也将是罕见的伟大的建设时期，这是显而易见的。”

低调的古托夫斯基

相比较高调来访的大来佐武郎，另一位来自联邦德国的顾问古托夫斯基则是低调的存在。以至于一开始他的工作单位都被搞错了。在某杂志上这样介绍：“古托夫斯基……现任汉堡世界经济文献研究所所长”。其实，他所在的就是西德最为著名的经济智库之一的汉堡经济研究所，而不是什么世界经济文献研究所。而且对比媒体大量报道的大来，未见到对古托夫斯基来访的官方报道，有关他的信息只散见于各学术期刊，真可谓低调之至。

但行事低调并不意味着作用也低调。1979年6-7月，他应谷牧的邀请第一次访华。在考察活动后，他指出了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统计数字不够完整、经济效果差、折旧率低、企业利润分配方式不合理以及国营企业工人劳动热情不高等。他认为，可以考虑引入一些市场经济的因素。

这次访问中，他给人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则是题为《战后西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讲演。古托夫斯基绘声绘色地讲解了面对供给不足和通货膨胀时德国采取的市场化解决方案，以及竞争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还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当时中国的情况，以引发听众的共鸣。比如他提到战后初期西德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失业率较高；再比如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西德的产品供应短缺的窘境；也有比较迎合听众心理的内容，如介绍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中的一些仿效社会主义制度的做法——强制性的社会保险等。这让下面的听众大呼过瘾，记忆深刻。

1981年古托夫斯基访华期间与谷牧、薛暮桥等的合影

多年以后，当时的听众之一、后来曾担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回忆到：“他（古托夫斯基）介绍说……西德有一段时间的供给不足，……（最后决定）搞市场化了。此后西德就走向一个比较平稳的发展道路。他讲得很生动，对于我们加深市场经济的认识很有帮助，应该是最早为我们打开眼界的人。”而另一位听众、长期从事对外经贸工作的李岚清同志则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官员来说，“德国专家讲座更像是一个观念的‘突围’”。

古托夫斯基的意见得到中共高层的高度重视。1979年8月，胡耀邦在《西德经济专家古托夫斯基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建议》上批示：“我们过去各教研室很少接触外界。我看，也是处在桃花源中，甚至是在桃花源中的深部山区，现在要同外界来往，……否则，思想不是僵化，而是要僵死！”

1981年8月，古托夫斯基应薛暮桥邀请再度访华。他提出，中国的体制改革主要是从微观经济方面进行改革，没有很好地同宏观经济配合。中国体制改革成功和失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改革过时的、僵化的价格体系。利用市场机制要善于发挥税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现在不重视税率的调整，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对信贷发挥调节作用的中央银行，还不善于利用利率来控制信贷的膨胀。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是否都会考虑国家的利益，值得怀疑。在这次访问中，他还在财政金融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包括：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职能分开；注意信用膨胀；严格控制通货膨胀等。他还就如何更好地利用国际资金问题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1983年，国内外就特区性质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莫衷一是。10至11月间古托夫斯基受邀到深圳特区参观。他认为，“对一个外国投资者来说，他主要关心的是能否得到更多的利润，而不是投资的对象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因此，对特区的性质作更多的概念上的争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相反会使投资者增添不必要的疑虑，促使他们只搞一些短期内可以盈利的加工业。”谷牧认为这个意见值得重视，并批示将这个意见印送胡耀邦等人参阅。

1985年，古托夫斯基又一次访华，这次他提出的建议是“中央银行的任务是稳定货币”。

除了来华访问，中国多个经贸代表团访问西德时都专门安排拜访古托夫斯基。如1982年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就针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系及其借鉴意义就教于他。1985年5至6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考察团又拜访了古托夫斯基，听取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宝贵意见和建议。1986年，古托夫斯基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他会见了以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同志为团长的中小企业合作代表团，并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一、中国要改变价格结构，就要承受价格的上涨。二、低利率是中国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的一个原因。三、中国1985年出现贸易逆差，虽然还未构成严重问题，但要注意调整结构，要把外汇主要用于生产方面。四、中小企业在中国有重要作用。体现了他对中国经济状况的长期关注和跟进。1987年古托夫斯基在汉堡去世。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往事，我们对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们怀着深深的敬意。他们走出去、请进来，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才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成就了与洋顾问的一段佳话。

[1]一次是正式访问，另一次是访美之后的顺访。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3期（总第8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