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岚清：在对外开放中学习提高

作者 | 李岚清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

2008年8月1日，江泽民为李岚清著《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题词

对外开放初期，由于之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我国对外经贸人才奇缺，急需培养适应对外开放需要的人才。邓小平同志历来重视和提倡学习。他1977年复出后，多次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学习，要求全党同志要善于学习，指出：“我们现在还要学习，要善于学习，在科学事业上来不得一点虚假。”“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决心下了，方针也定了，问题是要善于学习。学得好，就搞得快一点，也搞得好一点。”“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关于对外开放早期培养急需人才的方式，在他一次与谷牧同志的谈话中也有重要指示。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其中有许多科学合理的东西，可以借鉴来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用。对外开放，不但为我们了解和学习西方经济体制中先进知识和经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也迫使我们进行改革，否则我们就无法同他们合作。正是这种客观形势的需要，在对外开放初期，掀起了一个学习和培训人才的热潮。

从理论上说，学习并不太难，但要把学习付诸到行动上确实不容易。对外开放之初，学习的当务之急，首先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使大家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意义。学习的方法主要是组织大家研究我国历史上兴衰与开放的关系，同时通过驻外使领馆及其他各种渠道收集整理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新加坡、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有关资料，印发给大家，认真进行学习讨论。请一些出国考察团组介绍情况，也利用接待外国政府代表团的机会与有关人员交谈，学习一些知识。国家进出口委组织本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骨干到一些重点国家、地区进行短期培训和考察，要求每个团组回国后必须写出详细的学习、考察报告，选编作为学习材料印发。委领导带头学，带头在机关内部讲课。经谷牧同志批准，汪道涵同志还任北大兼职教授，举办讲座。周建南、魏玉明、江泽民等同志分别到中央党校、国家建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单位作报告，对于从事对外开放工作的同志解放思想、统一认识起了良好的作用。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作者篆刻）

在对外开放初期许多业务都是全新的，例如现在人所共知的“合资经营”“三来一补”“可行性研究”“开发援助贷款中的‘软贷款’‘硬贷款’”“工程招标”等等。当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可以说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由于任务紧迫，已容不得你按部就班地慢慢学，需要冒险跳到水里学会游泳，由于不想被淹死，学起来就特别快，学到的内容也就特别多。例如，从“合资经营”是什么，怎样调查合资对方的资信，怎样谈判，怎样做“可行性研究”，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企业怎样搞“合资经营”，怎样做到对双方都有利，合同、章程应当包括哪些内容，不能包括哪些内容，需要哪些法律、法规和政策，与我们现行的体制和管理模式发生矛盾如何办，合资双方发生纠纷怎样仲裁，等等。

国家进出口委一成立就十分重视干部培训工作，还邀请外国专家来华讲课。据李灏同志回忆，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谷牧同志在1979年下半年，邀请联邦德国专家古托夫斯基来华讲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邀请日本专家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来华讲学后，第二批来华讲学的专家。

古托夫斯基是联邦德国最高顾问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汉堡文献研究所所长，他对中国友好（改革开放初期的洋顾问）。在华期间,古托夫斯基除了给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领导介绍联邦德国有关情况和回答我方提出的问题外，还在北京较大范围内给政府官员、经济界人士及学者就市场经济问题作演讲。他生动详细地介绍了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情况，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二次大战后，联邦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面临走什么道路的选择。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恢复缓慢，人民生活困难。他说，如果有一个马铃薯丢在大街上，不知会有多少人去抢。为此，联邦德国开展了选择什么经济体制的大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把螺丝拧得更紧。二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放开物价，市场调节，同时用税收等经济杠杆，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兼顾公平。后来政府采纳了第二种意见，他们叫做“社会市场经济”，实行这种经济体制后，只用短短几年，联邦德国就走出了困境。古托夫斯基最后说，他讲这么多，都是讲联邦德国的情况，而中国是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国情。他所讲的仅仅提供一些参考。他的演讲，使我国计划经济烙印很深的广大干部，开始对市场经济有所了解，这也是思想上的“突围”。

突围（作者篆刻）

我记得有一次有位同志来找我，说他们草拟了一份与外商合资的合同。我过去也同外商谈过合资，知道合资合同往往是很厚的一套文件，除主件以外还有许多附件。他来找我时怎么两手空空，连一张纸都没有？我便问他：“你签的什么合同，在哪儿呢？”只见他就从口袋里拿出两张纸交给我说：“在这儿”。当我接过来一看，是两张信纸，上面的标题确实写的是合资的合同，再把条款一看，着实使我大吃一惊，且不说这根本不符合“合同”的任何规范和法律准则，单是内容就十分滑稽可笑，几乎每一条都是空话、废话或套话，该写的没有写，不该写的写上了。

至今我还记得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双方在执行合同和合资过程中遇到争议时，本着平等互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但这不是能解决问题的合同，合同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友好协商”解决不了的，到时有争执怎么办？通过哪里来仲裁？这才是合同条款要明确的内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都是我们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对外谈判工作的需要，我还到北大去听了一学期外教的“国际商法”课程，组织参加谈判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商务人员进行了一年恢复性的英语培训，使大部分同志都能与外商直接对话交流。国家进出口委也请香港的黄贤先生在北京西山举办一周两次的法律讲座，主管外资工作的同志们都去听讲，一次也不落下。还不时请华侨、华人、港澳地区专家及少数西方学者，讲解经济、法律、合同知识，并从1980年5月开始先后派遣了十余人到香港、加拿大、美国的大学、律师事务所、国际机构等，进行半年至一年的进修、实习。同时还多次在联合国工发组织的安排和资助下，参加东南亚地区举办的招商引资洽谈会，学习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审批外资项目的程序和经验。顾问室、高校、研究机构和涉外部门的资深专家教授，也都是请教的对象和讲座的主讲人。正因为结合实际进行大容量和高密度的学习，才有可能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为立法部门建立利用外资的法律框架，为国务院有关法规、条例、规则、程序等一系列文件的起草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还制定了不少重要的指导性文件。

西行取经（作者篆刻）

“可行性研究”是西方企业家在投资决策时必须进行的一项工作，而当时国内知之者甚少。国家进出口委的领导很快意识到它在我国的重要意义，迅速组织翻译出版相关资料，并组织起草了《可行性研究提纲》，对突破计划经济时代工业项目的“计划任务书—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设计”的模式，只顾技术而不重视市场调查、环境和安全评估、成本核算、投资风险和回报等做法，起了重要作用。

例如，湖北钢丝厂有个引进轮胎钢丝帘线生产技术与设备的项目，在1980年就开始立项。我国早在1958年就开始研究钢丝子午胎，用了20多年，到1980年底才生产30万套子午胎，其中只有一半是钢丝子午胎，当时国际上钢丝子午胎的价格比普通胎的价格贵一倍。但有关方面在确定这个项目时，没有作详细的经济分析，这个很有前途的项目被一度缓建。直到1982年1月，该厂又向有关部门提出上这一项目，这一次他们作了市场和经济分析，如果采取补偿贸易方式引进一个年产2000吨能力的生产线，按照当时每吨钢丝帘线价格5000美元估算，每年可创汇1000万美元，4年内就可以收回成本。我看了他们这份报告后，要他们再进行了一些补充分析，支持他们引进了这个项目。

那时，各个地方也抓学习、抓人才。我在天津就深有体会。1984年，在中央召开的沿海开放城市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又嘱咐我们要培养人才。在筹办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就有这样一段故事。在筹建过程中，一方面在现有干部中选拔精兵强将组成筹建班子，另一方面又为对外开放的人才严重不足而发愁。李瑞环市长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建议除学校的英语教师外，在全市懂英语的干部中选拔200名，分别到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学院接受有关对外经贸方面知识的培训，以应急需。李瑞环同志赞成这个意见。我要求教委组织实施。原来我对此举很乐观，以为一定会有很多人报名。谁知在报名结束前3天，负责招生的教委副主任于愫同志向我报告说：我们要选拔200人，但到目前只有70人报名。我很奇怪，问她说：“难道懂英语的干部不愿去吗？”她说：“不是啊，每天到报名处想要报名的人都是人山人海，但单位不放，不肯开介绍信呀！”我这才明白，原来是本位主义在作怪。

于是我将此情况报告李瑞环同志，他让我把全市领导干部召集起来做个动员，要他们服从大局，放人！我表示可以，但要他给我一把“尚方宝剑”，即如果再不放人，可以不要介绍信，由招生办公室决定可否报名。李瑞环同志当即表示同意。于是我在干部大会上结合天津的实际，把沿海城市开放、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重要意义大讲了一番，讲得大家兴奋不已，多次热烈鼓掌。最后，我话锋一转，说：“看来大家都支持培训干部，放人了。不过我还要告诉大家，如果仍然不放，招生办可以不要你们开介绍信，他们有权决定是否可以报名。”大家鼓掌表示支持。结果短短两天就有1400多名符合条件的干部报名应考，我们从中选了200名送去进修，培养成对外开放的生力军。

用明白人（作者篆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方法，就是听取外国专家和港澳同胞、侨胞的意见和建议。有这么一件事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关心文明海关建设。1980年9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收到一封美籍华人范周赛瑶给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信。信中说她这次带着她的小女儿和亲戚从美国回祖国探亲，受到各地同志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美中不足的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们7月17日由香港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时，海关工作人员对旅客进行了很严格的检查。她和哥哥、女儿及两个美籍亲戚一共5人，带来手表9只（其中1只挂表，4只是英纳格，另外4只是很便宜的女表，价值不到400美元），是要送给大陆亲戚的。但是，当时海关人员把他们带的8只手表和4打眼镜作为走私物品都没收了。他们提出照价完税，也遭到拒绝。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还有同机的两个旅客，一个是71岁的美国钢琴家，一个是华侨。他们也因为带一些送亲戚的礼物受到责难，同海关人员在候机室争吵至11点多钟，结果是一部分完税，一部分没收。

大家对海关同志的态度深感不满，认为海关同志的态度和做法在大庭广众中造成不好影响。来信说，他们过去对祖国一直是衷心拥护。她先生是台湾十大工程技术权威，是台湾辅导委员会技术领导人，因为热爱祖国在1973年抛弃了优厚待遇到美国定居，在美籍华人中是有威望的人。她是全美六大烟厂总经销公司的董事长，认识侨胞较多，在华侨中比较有声望，这次在中国机场被扣上“走私”的帽子，是多么遗憾之事啊！这次来信，不是想要回8只手表，而是呼吁不要损害祖国和华侨的情义。虽然国家能收入几百元钱，但是损失的情义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呼吁中央指示海关同志耐心而慎重地处理华侨携带的物品，要严格地区别真正的走私物品和华侨回国探亲赠送礼物的界限。

胡耀邦同志接到这封来信以后，于9月14日批示：“请谷牧同志考虑。”谷牧同志9月15日批示：“请建南同志找有关方面研究，此事应如何处理。”经国家进出口委几位领导同志商量，决定让海关总署派人去现场了解情况。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11月24日江泽民同志签发了一份向谷牧同志的报告，在叙述事实经过后，提出：

从所了解的情况看，海关所作的处理是符合海关规定的，但在处理范的问题时，工作做得不细，调查了解不够，在未申报的重点物品中，除一只手表及48副太阳眼镜是范的外，其余均是她哥哥周东成的（中国公民去美探亲），因此，当事人应是周东成，而不是范。上海海关将处分的决定仅通知范是不妥的。范对此事的处理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应引以为训。我们认为，海关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对象，像范周赛瑶这种长期生活在国外，而超量未报的物品又不多（手表1只、太阳眼镜48副），且本人又承认了错误，应着重宣传我国的海关规定后，予以免税或从宽征税放行，不宜作为走私案件处理。

11月26日谷牧同志批示：呈送邓副主席、耀邦同志审阅。胡耀邦同志11月27日批示：应注意区别对待。邓小平同志也圈阅同意。

海关的同志及时贯彻了这一指示，改进了工作。这虽然是一宗非常具体的个案，而在那国门初开的岁月里，在作为我国第一国门的海关，几乎每天都要解决许多类似的问题。在工作中，怎样做到既严格把关，又文明执法；既坚持原则，又区别对待，做得合情合理合法，让同胞们感到祖国可亲，这在当时是海关要解决的带普遍性的问题。高层领导同志如此重视，对当时文明海关建设起了推动作用，也使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深受教育。

国门初开的岁月(作者篆刻)

所有这些干中学、学中用的方法，对当时对外开放工作的起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次我访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该院斯隆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对我说，你们在利用外资法制建设方面的速度惊人，短短几年，走过了我们西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道路。你们的学习精神令人钦佩。

国家进出口委为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要善于学习，要培养人才的指示，担负起培养对外开放人才的重要任务。

过去对外经贸人才的培养，是在计划经济和垄断贸易体制下进行的。这些人才为我国对外经贸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继续按过去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培养，显然不能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的需要。人才的严重缺乏已成为制约对外开放的障碍，因此在搞好在职干部边工作边学习的同时，还必须开展新型对外经贸人才的脱产培训和学习。

举办一所培训新形势下对外开放人才的学校成了当务之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此计划表示赞同，并愿给予协助。谷牧同志指定汪道涵同志负责这项工作，汪道涵同志调离后，由江泽民同志负责。经与世界银行国际发展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协商，签订了协助建立国际经济管理学院的协议。当时的办学方针是：“以我为主，利用国外同类院校的合作，将该院办成一个国际经济高级学院，招收具有大学程度的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和高校讲师以上教师进修，培养比大学更高一级水平的人才。”

1980年2月，国家进出口委便委托北京外贸学院与美国加州大学签订协议，先合办专业英语培训中心，当年9月就招生开学。学院由四部分组成：（1）英语进修部：以外贸学院与美国加州大学合办的专业英语培训中心为基础，学习半年至一年，培养英语口语与听写能力，作为参加对外经济谈判和进一步提高进修的预备班。（2）干部短期轮训部：对从事国际经济事务在职的高、中级干部进行专业知识短期培训。（3）研究生部：招收大学程度并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干部学习两年，学习课程有国际经济、金融、经济管理、财政、国际商法及税法、发展经济学等学科。毕业后，将来可担任企业负责干部及大学讲师以上职务。（4）咨询研究部：进行有关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法律等方面研究工作，建立国际经济情报资料中心，提供领导机关决策的参考报告。学校设校务委员会，由国家进出口委、外经部、财政部、教育部、社会科学院、中国银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贸学院等单位组成，还设有顾问委员会，聘请国内外校长、专家、教授担任顾问。第一期建设规模是招收1000名学生。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在北京香山附近南辛庄建校。

由于建校尚需时日，先租用中直农场，开学授课。第一批学员经过入学考试进行培训。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加拿大开发计划署聘请外籍教授授课，学制为一年，授课方法主要是用英语讲授与对外开放有关的法律和经贸知识。学习时间虽不长，但效果很显著，学员们增长了不少急需的有关知识，英语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在第一批学员的结业典礼上，当学员们用英语汇报学习成果时，受到江泽民同志和外籍教授的好评。记得当时有些同志曾把它比作对外开放时期的“抗大”（培养抗日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在该学院独立存在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培养了数百名对外开放方面的干部，也开创了我们与国外著名大学合作培训人才的先例。

1982年政府机构合并时，这所学院与北京外贸学院合并，成为该院的经贸外语培训中心。这个中心继续聘请国外专家授课，派教师出国进修，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有了显著提高，逐步适应了培养对外开放人才的需要。北京外贸学院于1984年更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并成为美国承认我国学历的第一所大学。接着其他外贸学院也相继改为对外经贸院校。有关高校也陆续设立了外经贸院系。天津财经学院还经过国家教委批准，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城市大学合作举办了两年制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学历教育，毕业后由两校分别授予硕士学位，首创了中外合作举办学历教育的模式。这些举措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对外开放人才和生力军。

文章来源：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