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计转轨经济改革专家：1982年莫干山会议

1982年，由世界银行出面邀请了七位既懂改革理论又有实际改革经验的经济学家，来华进行交流。这个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以牛津大学布鲁斯教授为首，成员包括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前主任斯特鲁明斯基、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前捷克斯洛伐克原副总理奥塔·锡克的助手考斯塔教授、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学院、匈牙利前外贸部官员肯德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格兰尼克教授、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局高级经济学家林重庚、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局高级经济学家伍德。考察团于7月8日来华，他们的活动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在莫干山由考察团介绍苏联、东欧价格改革与经济改革情况；第二，考察团去上海、杭州、重庆访问和考察；第三，双方在北京再次交换意见。

考察团七名专家用7个半天，分别报告下述专题：苏联、东欧最近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情况评述（布鲁斯）；计划与市场：在不用指令性计划指示情况下对经济的控制（肯德）；东欧国家工业企业的决策权（格兰尼克）；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形成问题（伍德）；苏联和匈牙利价格决定的经验（斯特鲁明斯基）；苏联和东欧在工资、奖励、收入分配方面的经验（考斯塔）；国际上关于中国体制改革的看法（林重庚）。

这次座谈会中方参会者由薛暮桥、廖季立和刘卓甫带队，他们先向外国专家介绍了当时中国改革的情况，事后以他们三人署名的会议报告《关于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于8月10日提交给薄一波、杜星垣并报国务院领导。薄一波、万里分别做了批示。下面就是这份报告的全文。

关于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

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

（1982年8月）

    薛暮桥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发起人、孙冶方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荣誉理事长、

    孙冶方基金会评奖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

    刘卓甫　(国家物价总局局长)

    廖季立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

由世界银行组织的、以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布鲁斯教授为首的七人经济体制考察团，由中国价格学会名义接待，于今年7月8日至29日来我国进行非公开的学术交流和考察活动。这次来访的主要内容，是由考察团介绍和评论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同时，到杭州、上海、重庆等地短期考察后，提出他们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和意见。

1982年7月，“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在浙江省莫干山召开，图为与会者合影。

前排从左至右：考斯塔、斯特鲁明斯基、薛暮桥、林重庚、肯德、伍德，

后排左一为刘卓甫，左二为格兰尼克，左四为布鲁斯，右三为廖季立。

通过这次学术交流，我们加深了对苏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了解，听取了来访经济学家们对我国体制改革的见解。总的说来，他们认为目前苏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向是，多数国家不同程度地由片面强调中央集权向分级分权发展；由单纯强调发展国营经济，逐步注意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由过分强调计划控制，逐步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由简单地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转向结合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比较成功。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他们认为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进展也是显著的，特别是对农业改革有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只要按照自己的路子走下去，将会比苏东国家取得更大的成效。

现将主要内容报告如下：

（一）关于所有制和经营方式问题

苏东国家近两年来体制改革的重大进展之一是对所有制结构作了适当调整，对国营经济以外的各种经济成分的政策有了明显的放宽。

匈牙利无论是在所有制或者是经营方式上的改革都在积极开展。他们把某些小规模的国家所有的资产交由私人经营的形式发展较快。他们把国营的餐馆、浴室、理发馆等服务行业和一部分零售商业，用投标方式，租给私人经营。允许国营企业把一部分任务包给小企业去经营，承包单位按承包合同收费，盈亏由自己负责。个体联合劳动企业甚至可雇工30人（近日匈刊物还报道，私人合股经营的小企业已由体力劳动发展到脑力劳动，如设计工作、计算机计算程序的编制等，而且雇工人数不受限制）。除此之外，匈牙利正在酝酿在大小企业之间建立“持股公司”，它持有企业100%的股份，但股份不得出卖，它的主要职责之一是进行监督和协调工作。

波兰已许诺私人经营在农业经济中长期存在与发展。南斯拉夫正考虑取消私人经营土地不得超过10公顷的限制，等等。

苏联在这方面的变动虽不大，但也有若干变化。例如，他们对集体企业的管理放宽了，增加了农庄社员和国营农场职工的自留地；允许私人从事其他辅助性个体农业活动和副业，如种植水果、蔬菜、酿酒等。

特别要指出的是某些苏东国家一直存在着“第二经济”（或称“灰色经济”），其中有的是公开合法的，有的是不合法的，也有的是半合法的，除个体经营者参加外，国营企业职工也有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的。匈现在的政策是承认它的合法性，把它纳入到统一经济体系中。

最近，齐奥塞斯库还提出，今后国营企业70％的固定资产仍为共同所有，30％则按股出售给工人，工人除领取工资、参加企业分红外，每年还可获得6％的股息。

所有这些都说明，苏东国家在所有制和经营方式上都在突破老的框框，寻求新的路子，尽量把经济搞活。

（二）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

学者们认为，必须摆脱一个概念，认为市场只是分配的附庸，仅仅是为赚钱而做买卖。市场是供求双方的媒介，在经济活动中只要供求双方碰在一起，就存在着市场。要使市场发挥作用，供求双方要有最低限度选择的自主权，如无有效的选择，也就无市场可言。从计划经济来说，市场的好处是：能更及时地反映社会需要，能有效地利用人力和物力资源，能促进技术进步和发明创造。整个经济运转过程是由供求双方互相作用完成的，所以离开市场就不能正确评价投入的力量和产出的效果，并求得经济的平衡。但苏东某些国家只承认商品生产，不承认市场，结果市场表现的形式是受压抑和被歪曲的，这对国民经济的高效率运转是不利的。事实上，市场不一定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产生，市场就与之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忽视它的作用是十分有害的。

计划的概念也必须放宽。把计划理解为就是指令性指标，是不正确的，取消指令性计划，认为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更是错误的。实际上，计划是一个很宽的范畴，它包括指令性计划，包括政府制定的各种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包括政府与企业经过协商而签订的合同以及企业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也包括管理部门发布情报信息来引导企业的活动，等等。这样来理解和认识计划，市场同它也就好结合了。新的计划体制的特点，就在于由直接的管理为主转为间接的管理为主。

学者们感到目前中国似乎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计划与市场截然分开，似乎市场只对超计划生产的产品起作用，对计划生产的产品不起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想摆脱市场的歪曲作用，必须在中央计划中就运用市场机制。

学者们对于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一致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说，所谓“好的”指令性计划并不存在。由于上级的强制，价格的变形，企业的领导只顾完成计划而没有精力去注意市场和讲究效益，所以，凡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国家，无例外地存在着产需脱节、物资匮乏、资源浪费和低效益。仅仅从制订计划的技术上下功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计划的缺陷。而且，计划指标下得越多、越细，完成计划的可能性反而越小，计划的严肃性也越差。因为企业不可能同时完成许多指标（这些指标往往还是互相矛盾的），它必然会选择一部分，而放弃另一部分。企业总有许多“空子”可钻，实际活动余地会比计划所允许的大得多，这样，计划的要求与客观经济活动差距就大了。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计划管理，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国家计划管什么和怎么管。他们认为，中央计划机关需要管住、管好两个东西：一是国民收入的增值及其合理分配（包括积累和消费、各经济部门和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二是投资总额和重要投资项目。此外，对外贸易和借用外资，也必须由国家统一管理。中国一些外贸企业互相倾轧的做法，在国外是难以理解的。至于日常经营活动和产品的供需平衡，则应更多地依靠市场发挥作用。

有的学者认为，一些东欧国家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把固定资产投资权过多地下放给企业，是不合适的。社会主义的企业不可能对投资承担全部风险，投资成功了，企业可得到好处，失败了，最终还要由国家包下来。因此，企业总是倾向于更多地投资，或者说，它始终存在着一种“投资饥饿”。这种倾向不控制，势必导致投资过度，通货膨胀。控制的办法，一是把企业的投资权限制在设备更新的技术改造范围内，并相应加重其经济责任；二是严格控制银行信贷。

一些学者还认为，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无论对计划的作用，还是对市场的作用，都不能抱过高的期望。中国的经济信息和数据管理比苏东国家还要薄弱得多，计划很难订得十分科学；中国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市场竞争所必需的情报预测、交通通讯、金融、仓库等基础设施均不完善，还是一种“潜在的市场”。因此，对计划和市场都不能片面、过分地强调，而应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使之相互补充，共同发挥协调经济发展的作用。

图为与会者在下榻处莫干山宾馆的合影

（三）关于价格问题

学者们认为，实现宏观经济的目的和物价管理有密切联系。物价有决定收入的作用，有决定分配的作用，也有决定市场供求平衡的作用。他们说，价格制度的不合理，是苏东国家经济体制的一个要害问题，目前都在议论着手进行改革。现行价格的主要弊病，一是不能正确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二是不能正确反映生产成本和企业的经济效益。计划部门依据现行价格不可能合理地分配资源，无法对投入和产出进行比较，也无法对投资项目进行科学的评价，造成了巨大浪费。这是一些国家生产虽然增长了，但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的原因之一。因此，物价要有合理性、稳定性和灵活性。把物价政策完全放在稳定上是没有好处的。

世界银行伍德博士提出，最好用“效益价格”来代替现行价格。所谓“效益价格”，就是资源能得到最充分利用、企业能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价格。从理论上说，“效益价格”可以用线性规划、数学模型来求得，实际上却难以做到。他主张用以下三个因素来确定近似的“效益价格”，即：（1）生产成本，包括边际成本；（2）参照世界市场价格；（3）市场的供求情况。

布鲁斯认为，价格改革固然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局，但也不宜过高地估计价格改革所起的作用，而忽视了对财政、税收、信贷、工资等经济手段的运用，否则价格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学者们一致意见是，既不能搞闪电式的改革，企图在短期内大幅度调整价格和工资，也不能因循保守、无所作为。在价格不能作全面改革的情况下，对于非主要商品不必实行统一定价，对投资项目采用“影子价格”进行评估，对一些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作有升有降的调整，即使是农产品价格，也应有升有降，而不能只升不降。

有的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或隐蔽的通货膨胀，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从宏观决策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充分利用生产能力以满足人民的需要时，往往总是把产量放在第一位，只强调完成数量，不计成本，货不对路；同时则只注重不断扩大生产力，采取高积累、高投资的政策，片面强调第一部类生产的高速度增长，从而不断加剧社会购买力与消费品供应之间的矛盾。其次，从体制来看，由于允许企业能无偿地从国家取得资金，所得到的生产资料远比它的贡献要多，因而要求国家给的越多越好，而对此在体制上又无法加以约束。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就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时候，同样都存在物资短缺，存在卖方市场。

（四）关于劳动、工资和奖金问题

据学者们介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企业经理，在招聘、录用工人方面，拥有相当大的决策权；工人也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劳动力的流动相当普遍。他们认为，这不仅对于“人尽其才”，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十分必要，而且可以促使企业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如果中国短期内不能做到这一点，起码应该先给技术人员以较大的择业自由，这对于中国来说，将使其宝贵的技术人才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在分配劳动力时，劳动部门应同企业协商，给企业以较多的选择权；而在公司和企业内部，则可对劳动力做更加灵活的调整。

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劳动力的过剩往往是隐蔽在企业人浮于事的现象之中。一旦企业开始注意经营管理，关心成本，追求利润，就会要求裁减多余的人员，这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中国城乡劳动力都有过剩，对就业是一个沉重的压力，但也可考虑利用这一条件，逐步缩短工作时间和建立休假制度，这对于改善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肯定是有好处的。中国一方面企业里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社会服务业又很不发达，许多本来应由社会承担的事情，都要由企业自己去办，很难使企业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考斯塔教授提出：中国工人的个人收入中，各类补贴（粮食副食补贴、房租补贴、交通补贴等等）和奖金所占比重过大，会严重削弱基本工资的刺激作用，并且会引导企业只考虑生产对自己有利的产品。同时，奖金增长过快又会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奖金基本上是平均发放的、稳拿的，已成为工资的附加部分，它便失去了它应有意义。有的学者建议，将奖金中一部分发放权交给厂长，由厂长给那些特别表现好的职工和技术人员晋级或加发一部分奖金，这可能更好地发挥奖金的作用。至于厂长的奖金，最好由上级管理部门经过考核后发给，这可避免厂长和工人站在一起来挤占国家的利益。有的学者还提出，在企业里，不仅要有奖，而且要有罚。只奖不罚，如同吃饭时只用一支筷子，是达不到预期目的的。

学者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资制度应力求做到合理和高效益。根据中国的历史传统，平均主义或许比苏东国家更多些。因此，今后工资等级的差距可以比苏联小一些。但从按劳付酬的原则出发，必须保持一定的差距。此外，目前企业利润的分配形式太多、太乱，企业各行其是，降低了刺激作用，建议定出相对统一的、带有法律性质的利润分配办法。

图为薛暮桥与外国专家学者在莫干山剑池的合影

（五）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看法和建议

来访的学者们，经过短期的考察后，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他们总的认为，中国实行的仍是苏联那一套传统体制，但经济水平更接近第三世界，中国进行体制改革要考虑这个特点。

第一，农业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几年中国农业改革规模之大，效果之显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布鲁斯认为，把集体的积极性与个人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正确的道路。同时，中国农业改革要注意把新体制与原体制的优点结合起来。如依靠集体力量进行水利建设、合作医疗、普及教育等等。

他们说，其他领域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去进行，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支持农业经济的现代化。首先，要不断地为农副产品开拓广阔的销售市场。目前这点似乎还不成为问题，但随着农业多种经营的迅速发展，有可能逐渐变得突出起来。因此，需要在价格政策、流通渠道和流通方式、职工工资等多方面作相应改革。其次，要向农民提供数量充足、品种齐全的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这就要求工业企业有一定的灵活性，能及时获得农村的信息，并主动做出灵敏的反应。再次，要为农村过剩劳动力创造日益增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民有增加更多收入的来源。社队企业是城乡的纽带，妨碍他们的发展是不对的，问题是要把它们纳入计划轨道。

第二，不论是国营工业或是国营商业处于垄断地位，都不利于竞争。中国许多人对市场竞争可能带来的好处缺乏认识，抱有严重的疑惧心理。从原则上说，在计划经济中，对竞争既要保护它，又要限制它。竞争太少了的时候要给以鼓励，太多的时候要加以限制。目前中国经济中的竞争是太少了。竞争刚刚开始，出现了一点混乱，就认为糟得很，马上加以限制，结果把经济的生机和活力搞掉了。他们认为，在中国，如果很好利用竞争的力量，其推动经济的作用将会比任何国家大得多，因为中国拥有无比广阔的国内市场。

第三，过分地实行行政分权是不可取的。国外认为，行政分权往往是中央政府遇到财政困难时出现的。由地方政府决策，其优点是可以了解当地情况，缺点是从整个经济的全局考虑差，结果加重了地方封锁，导致宏观经济管理的困难。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一部分是从行政分权开始的，如财政分权、外贸分权。这几年的经验证明，行政分权有一定积极作用，但过分分权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中国把外贸权、借外债权下放给省、市，国外许多人很不理解。

第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依靠什么社会力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匈牙利实行农业改革，主要是依靠善于经营的中农。在中国农村推行责任制、提倡劳动致富的过程中，那些有文化技能、善于经营的“能人”，也应发挥他们的带头作用。至于城市工商业的改革，要着重依靠那些年富力强的、有科学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才能的人员。

第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揽子”进行好，还是分步进行好？学者们在考察前主张采取“一揽子”的做法，这是匈牙利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经过对中国的考察，他们改变了看法。认为，中国各地区经济差异太大，情况很复杂，在同一个时间、用同一种办法实行改革，是难以奏效的，此其一；中国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允许出问题和犯错误的余地比其他国家要小得多，改革的步子要更加稳妥一些，此其二；改革所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如人才、资金、物资储备等，也比较薄弱，此其三。有鉴上述情况，他们认为，改革要有总体规划，要有明确的改革的目标，然后可一步一步地进行；先改那些必须改、又能够改的领域，再把相关的领域联系起来，逐步扩大改革的范围。这种改革可能存在难以深入，甚至有走回头路的危险，但这种危险比苏联、东欧国家要小得多，因为中国农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个变革是难以逆转的。

肯德教授还介绍了匈牙利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供我们参考。他说，阻力首先来自管理人员，他们只赞成给他们自主权，而不同意给工人自由流动权；第二来自某些公众舆论，广大群众不懂经济学，不愿接受改革的一些措施和政策；第三来自党内和政府内的一部分人，他们坚持平均主义态度，抵制改革；第四，大企业的某些领导人。

学者们总的看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刚开始，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进展也是显著的。特别是农业体制的改革，比匈牙利以外的所有苏东国家都要成功。他们对中国体制改革的前景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

以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回国后，大约于10月下旬向我方提出一份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内部咨询报告，供我们参考。

文章来源：《薛暮桥文集》第9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7月。作者家属授权在本公众号发布此文。

附录：

“莫干山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林重庚2018年对会议的评论

与这些苏东改革经济学家的交流对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到底产生多大影响，即使后来也较难评价，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更难以估量。根据我个人当时的体会，回想当时中国经济工作者的状况及对后来对中国情况的观察，我认为对以下三方面产生的影响意义深远。

首先，东欧经济学家不像中国经济学家那样脱离国外经济理论。因此，他们可以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技术分析中国经济情况，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更重要的是，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向中国同行论证了中央计划体制紊乱的内在根源是体制问题。中国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原以为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是政策失误，究其根源，其实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才能得以解决。

其次，详尽了解东欧改革经验，加剧了中国经济工作者对在中国使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悲观心理。虽可洞察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但无论是布鲁斯的“有管理的市场模式”，还是锡克的“新经济机制”，都暴露出重大瑕疵。“莫干山会议”讨论了苏东改革的新办法，但中国的改革前辈敏锐地质疑了借用高科技、特别是靠计算机来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可行性。薛暮桥、廖季立及中国领导人尤其质疑锡克等经济学家关于价格改革先调后放的提议，特别是根据计算机精确算出的数据做出价格调整的方法。即便使用计算机和众多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得出的数据，也绝不可能同时算出数以万计商品的价格！

再次，当这些专家开始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之后，都认为东欧改革经验不大适用于中国，中国需要另谋改革出路。这一点可以“莫干山会议”为证。会上讨论了中国改革应采用“一揽子”方法还是分步进行的方法。与会所有东欧专家强烈建议“一揽子”方法。会后，东欧专家到中国几个城市考察。考察途中，他们改变了想法。鉴于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经济落后，贫困现象严重，综合改革中所需人才和资金匮乏，物资储备薄弱，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没有犯错误的余地，专家最终建议采用谨慎的渐进改革方法。他们因此认为中国改革要有总体规划，有明确的改革目标，然后分步进行。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来自东欧、世行（包括伍德和我本人）以及中方与会专家之间获得了共识。

当时，中国农村改革已取得成功，推动了整体经济增长。没有一个苏东国家有这样的改革经历，中国的改革前景令东欧来访专家受到鼓舞。布鲁斯等专家坚信，尽管可以预见中国在城市改革中会面临困难，但这场变革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理论及改革发展情况已渐渐脱离了东欧改革模式，东欧经济改革理论已明显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与苏东在改革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歧日见增多。

文章来源：林重庚：《回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经济思想开放》，原载《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