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阁：期货不是通胀的发动机而是市场价格的温度计

2019年3月20日，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和中国金融40人论坛（CF40）联合主办的第12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在北京举行。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结合他的新书《发现价格：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发表了主题演讲。孙冶方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出席“悦读会”并担任点评嘉宾。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 李剑阁

　　李剑阁理事长表示，非常高兴参加姜洋的新书发布会。今天参加“孙冶方悦读会”有两个原因，一我是会议合作方的代表，二是我与姜洋也是多年的朋友。姜洋这本书写的很好。他从事期货工作十多年，有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的积累。他是最有资格和能力写出这本专业性和可读性均佳的书。我初步浏览了全书，感触良多。我今天和各位分享几个故事。

　　正如书中所讲，327国债期货事件发生时，期货市场到底谁管还不清楚，证监会的职能还不是很清晰。在由哪个部门监管期货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插曲。当时有个国务院部门的一些同志已经准备好成立中国期货监管委员会的框架方案。如果这个插曲成为事实，后来可能就不是一行三会，而是一行四会。

　　此时我已经是证监会分管期货的副主席。我主持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说证券和期货有分开监管也有合在一起监管的模式。美国是分开的。在考察美国时，他们并没有说出分开监管的好处。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当初为什么分，反而觉得其实可能合起来更好，但分了再合就很困难。香港则是合在一起的。而我们许多监管经验都是从香港学来的。此后确定证监会负责监管期货。

　　当时中国期货市场刚刚起步，非常混乱。期货监管本来就是最难的。国内外皆如此，期货市场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搞得好就是经济增长点，是金融创新，但一有风波和危机就成为替罪羊。

　　刚才尚福林主席说他执掌证监会的时候，期货市场从七个品种增加到近50个品种。而当初仅有的七个品种中，至少有两个是我奋力保下来的。

　　一个是铜期货。当时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炒得很火热，国内外媒体均有一定的负面评论。正好我随领导出差上海。领导要我给证监会打电话，立即发文关停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期货。我觉得事情非同小可，赶紧让当时上海期货交易所的理事长准备材料，论证铜期货对中国实体经济好处、存在问题和整改方案。最终，铜期货保了下来。这也是姜洋后来担任理事长的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核心交易品种。

　　另一个大连期货交易所的玉米期货。一度价格炒得较高。领导担心影响粮食收购和现货价格，引起通货膨胀。有强烈的意见要关掉玉米的期货交易。我当时主持给领导写的报告记得里面有两句话。一句是姜洋的书里提到的“期货是价格的温度计”，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期货不是通货膨胀的发动机”。期货只是反映了市场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但期货市场本身并不能制造通货膨胀。无论有没有期货市场，货币发多了，商品供应少了，通货膨胀一样会发生。不能把通货膨胀的发生怪罪期货市场。这个报告递上去以后，玉米期货交易也被保下来。

　　后来出现过的几次股灾，比如2008年以后国内股市下跌，正好是股指期货推出。正如刚才尚主席说的，很多人建议停掉。证监会出台了包括提高保证金等手段，也是为了尽量把它管住。特别是2015年股市大跌，又有人归罪于股指期货。

　　美国也有同样的情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正好也是那一年，我到中金公司当董事长。当时华尔街哀鸿遍野，所有人情绪都非常低落。华尔街大量裁员时，中金去纽约招聘。当时我在纽约的留美金融学会做了一个讲演，介绍国内经济形势，同时呼吁华尔街的华人精英回国，国家需要金融人才。

　　用餐的时候，有人问我，你知道2008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华尔街认为的罪魁祸首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是你们中金公司的一位员工。我一听，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吗？他说是，这个人中文名字叫李祥林，华尔街认为是他导致了美国的金融危机。

　　究竟怎么回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后来得知李祥林从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以后，到加拿大深造数理统计获得博士学位。他和另外一位学者合作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学术杂志上，提出了一个简明好用的衍生产品价格的定价公式。而美国大多数金融公司都是按这个公式来确定CDO和CBS产品的价格，CDO和CBS产品得以大量流行就是采用了这样的工具。而CDO、CBS正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触发点。其实这和李祥林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是做学术研究。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来到中金公司当首席风险官，是一位很专业的人士。他后来又回到美国，在AIG做首席风险官。去年他辞职，现在在上海交大高金学院做教授。我经常跟他说，你要多多的在国内发挥你的专业能力。

　　我想说的是，即使在美国一旦遇到金融风险，也会有人寻找替罪羊，而不是从监管和体制上寻找原因。这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搞了一个新书发布会，出版了改革开放30年来有影响的十几位作者的文集。当时金融危机正在全球不断恶化。新书发布会上，我说了对危机的看法。主要是三点，一是金融危机中怎么看中国，二是金融危机中怎么看美国，三是金融危机中怎么看金融创新。讲完以后，有个《人民日报》的记者说这些观点比较独特新颖，就整理出来发表在2008年某一天的《人民日报》。

　　金融危机中怎样看金融创新？或者说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怎么看金融衍生产品？我的观点是，我们对待社会科学的创新也要像对待自然科学的创新一样，要宽容一点，要允许试验，允许失败，这样金融创新才能向前发展。这其实也符合我们现代金融创新的总基调。

　　自然科学方面的创新失败是经常发生的，包括最近波音737MAX8出了问题，全世界都停飞，美国政府进行调查。但人们不会因为飞机出事就再也不乘坐飞机了。产品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就问题解决问题，但不要从整体上对它加以否定。

　　金融也许属于社会科学，或与自然科学某些方面相交融的边缘学科。对于金融创新，也要允许试验，容忍失败。正是因为我们的领导、监管部门、资本市场的各个参与方有这种宽容的精神，使得近30年的金融创新没有止步，许多创新成果至今还得以存在，还在发展向前走。

　　我们还是要继续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今天和未来的金融创新，对待期货和金融衍生产品。在姜洋这本书中，他两面都讲到了，讲了问题，也讲了作用，是比较平衡的一本书，非常值得大家去认真的读一读，从而对期货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以及各项金融创新有一个比较平衡和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