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新中国七十年经济学发展的若干特点

 张卓元

1949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和社会的日新月异进步，经济学研究也呈现空前繁荣景象，大量创新研究成果交替推出，在国际上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一批又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活跃在日益增多的研究院所、大专院校、各类智库和咨询机构中，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经济科学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综观中国经济学七十年的发展，我认为至少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研究、道路选择和重大决策必须建立在正确掌握基本国情基础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要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才能顺利前进。中国七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准确掌握，至关重要。经过近三十年艰辛探索找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根据中国处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基本的国情确立的。建国头三十年探索和寻找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我国经济建设也取得不小进展，比如建国初期仅用三年时间就医治了多年战乱造成的巨大创伤，与此同时，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营经济。1952年，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财政收支实现平衡；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4.9％，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已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粮食、棉花、糖料等产量和大牲畜、猪的年底头数均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139页）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也相当成功，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年均增长18％；农业总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24.8％，年均增长4.5％。（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164页）1953–1978年，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GDP年均增速达6.1％，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另根据美国经济史专家麦迪森的统计，195–1978年，中国GDP年均实际增速为4.4%，而世界平均增长率为4.6%。但是，由于对基本国情掌握不够好，不少举措往往超越阶段，结果欲速则不达，造成大起大落和重大损失。比如1958年GDP增长率高达21.3％，而1961、1962年GDP连续三两年负增长，其中1961年竞下降27.3％，1962年下降5.6%。“文革”1967、1968、1976年GDP也是负增长，分别是—5.7％、—4.1％和—1.6％。（ 《辉煌70年》编写组编：《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版，第369页）对于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对许多知名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杨坚白、卓炯、沈志远等，都曾不同程度地从理论上总结其惨痛教训。

还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存在超越阶段问题。我国经济总量2018年比1952年已增长了174倍，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这么大幅度的提高，但是现在和今后一段长时间内仍需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说明当年的改造超越了阶段。所以，如何合乎逻辑地评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值得经济学界认真研究的课题。

与此不同，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都是从确认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作出的。正如邓小平1980年4月说的，“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经济学界对这方面研究也有贡献。1979年，苏绍智、冯兰瑞率先发表文章，坦言中国并未真正建成社会主义，中国“还处在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苏绍智、冯兰瑞：《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于光远也曾回忆说，“1981年我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主张要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写入文件，以便更深刻地认识走过的弯路。当时有的同志不同意这样做，还发生了争论。但最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还是等进了文件。”（于光远：《背景与论题：对改革开放初期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的回顾》，《经济科学》2008年第6期）

正是由于大家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首先，改革开放后采取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政策，解决了几千万甚至几亿人的就业问题，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肯定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8年底，我国私营企业数量3143.26万家，注册资本233.5万亿元；个体工商户7328.58万户，注册资金6.47万亿元。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经济参考报》2019年9月3日）2018年，当有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时，中央领导同志及时进行批驳，明确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11月1日））其实，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生产的个性化、多样化范围的不断扩大，社会化大生产并不是我们过去想像的那样不断发展和持续的排挤小生产，规模经济效益将日渐缩减，我们到现在还看不到个体私营经济消除的前景。

第二，研究和确立中期发展目标还必须切合阶段性特征。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研究和确立中期发展目标时首先要从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同时还要切合阶段性特征。党中央决定新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范例。

大家知道，我国改革开放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到二十世纪末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02年在起草十六大报告时，对于新世纪头二十年的发展目标如何确定，曾有不同的设想，有的地方和有的同志曾提出把加快实现现代化作为目标，而多数同志则认为，我们当时已经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小康、不全面的小康、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即使东部沿海城市大城市与山区、农村之间，发展水平也有相当大的差距。据统计，到2000年底，在全国除市辖区以外的2000多个县级单位中，未达温饱线的占22.8％，居温饱线和小康线之间的占63.2％，居小康线和比较富裕线之间的占13.7％，达到比较富裕线的只占0.3％。（见《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根据上述阶段性特征，我国那时还没有达到可以全面开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条件。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有利于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

新世纪以来直到2018年底的实践证明，新世纪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策是多么的英明。2000年，中国的人均GNI（国民总收入）接近1000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而到2018年，则跃升至9732美元。一般估计，到2019年和2020年，肯定突破万美元，但还达不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我国将实现全部贫困人口脱贫。2002年，当时估计到2020年经济建设的最重要的成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和超过3000美元，并认为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性标志。（见《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实际执行结果是大大超过了当时的设想，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后呈现的令世人瞩目的“增长奇迹”。可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改革发展任务带动学科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经济学的大繁荣是由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发展的伟大任务带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要问题导向，经济学发展则是任务导向，为解决时代提出的任务而进行探索，寻找客观内在的规律性。

建国初期，各方面一直在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有不少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初期，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引入市场机制搞活经济，但是没有设定具体目标。所以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前，各方面特别是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争论是蛮激烈的，有时还上纲上线。由于市场取向改革成效显著，经济快速增长，市场日益繁荣，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加上党中央和邓小平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得到社会各界包括经济学界的认同和拥护，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视野。紧接着，随着民营经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后的迅猛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而确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而日益丰富和发展，其中最突出的是2013年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代此前沿用了二十一年的基础性作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更加完善。另一个是提出市场经济的法治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后，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建立法治市场经济的构想。（见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成为理论界共识。2018年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又进一步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国际化，从而使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化并立。

任务带学科的另一突出事例是随着我国经济腾飞和社会全面进步，除了理论经济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大热门外，各种应用性强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成为新的研究热门。我们中国社科院从一个经济研究所发展为六个经济学领域研究所，一些财经大学从几个学院变为二三十个研究院，这些，都是在社会巨大需求的推动下得到发展的。

第四，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中国经济学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与时俱进、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这方面最突出的当数我们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经济发展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著越来越多，占比越来越高。发展问题从最高层次说起，1992年，邓小平提出著名的发展是硬道理的重大战略思想。接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新世纪初，鉴于我国长时期粗放式发展，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于2003年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相应的提出要求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强调转向创新驱动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迅速增长势头受阻，转方式调结构任务更显突出。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新常态三个特点是：“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3年以来的实践，印证了上述判断。2015年中央关于制订“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对于发展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我国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对我国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指路明灯。

最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经济理论上又有创新，一是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二是把土地、知识、数据单独列出，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第五，适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中国改革开放已逾四十年，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新鲜经验，从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的观念和理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经济学家提炼出许多创新性的理念、思想和规律性成果。2015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6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又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2017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包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都表明党中央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伟任务。

简单回顾一下历史。1958年，在大跃进年代，曾经掀起过一次撰写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潮，全国各省市写出了十六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但不久因大跃进失败也跟着消声匿迹。六十年代初，中宣部曾要求孙冶方、于光远分别牵头各自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于光远带领吴敬琏、陈吉元等，在厂桥中直招待所写作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写成，只是陆续出版了由于光远署名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五集。孙冶方也集中了经济研究所主要骨干，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有一段时间张闻天还参加讨论，一直到1964年下半年受批判也未写成，1983年去世时只留下一个初稿。之所以写不出来，主要是那时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很难系统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框框，没有条件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我们找到了唯一正确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迅速腾飞，社会日新月异，我们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的创新成果，从而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了根本的条件。这些理论成果，最重要的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对外开放理论，不断演进的经济发展理论等。这些创新理论成果，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梁八柱。

需要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但可以肯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特别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不断推进，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不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在短时间内跨越到发达的现代化强国的客观规律性，将更加淸晰地浮现出来。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深刻研究伟大的经济建设实践，对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出理论概括，用经济学的范畴概念组合成逻辑严密的体系。这是经济学家的光荣使命，也是经济学家研究活动的广阔的舞台。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张卓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