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1992年——外贸体制改革理论与政策走向成熟

作者 | 周小川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高级学术顾问、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六、七届获奖者)

1992年，在对十多年改革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以及思想理论认识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目标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标志着经济思维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终于摆脱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困扰，走向了新的阶段。

在概念思维上，十四大报告及在十四大之前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1992年5月)，首次正式运用了资源配置和资源配置优化的概念，这意味着对经济理论基础的依赖已发生了的深刻的转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落实十四大的改革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从多个方面反映了思维转变和经济理论的选择。在对外开放工作中，正式提出了开放型经济的纲领，尝试运用了比较优势的分析概念。在金融改革工作中，正式提出了人民币将逐步走向可兑换货币。可以说，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构成了思维转变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新的思维阶段的开端。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但并未彻底解决问题，还留下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可能引起不同理解的问题。而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又是那样的根深蒂固，致使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尽管改革的实践是在逐步向市场经济趋近，但在思想领域中关于改革的市场取向和计划取向之争却一直没有停息。商品经济，或者至少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前一种提法侧重于区别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后一种提法则反映了这种经济中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思想上关于目标模式的进一步的澄清也为外贸体制改革和外贸发展战略奠定了理论和思想认识基础。

改革开放的发展使人们不再对市场体制抱有偏见，因此对于自由竞争的国际市场也不再持批判态度。对国际商品市场的统计分析又表明，尽管存在各种干预自由竞争的力量，但非竞争的、操纵性贸易的份额在国际商品市场交易总额中终究占较小的比例；自由竞争的商品贸易仍是国际市场的主流特征。这种占主流的国际市场所提供的价格信号，实际上对参与国际分工的各国的资源配置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承认国际市场价格形成的主要部分是竞争性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则国际市场价格信号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那么尽可能充分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由国际市场所提供的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来决定贸易的结构、来决定资本流动的走向，这样的资源配置就是一种优化配置，根据这样一种配置所决定的分工就是一种优化分工，这正是开放型经济的基本立足点。

有了这个立足点，就能推导出一系列体制与政策的取向。同时，贸易的比较优势也可在这一资源配置学说的基础上得以判断。因此，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优化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对外开放就应该更加速走向开放型经济。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整套理论体系，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有相当大的距离，很多根本性的前提条件和假设都不相同。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伴随着日元升值等对中国发展外贸十分有利的时机，很多同志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转移规律的学说，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认为应积极参与结构移动的过程，充分研究和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可以说，相对于将外贸仅仅看成是“调剂余缺”的传统经济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更适应于已经进行改革的中国经济。

比较优势转移原理建立在经验研究之上，它根据不同国家贸易结构的演变过程提出了比较优势演变的经验规律：发达国家随着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在那些劳动比较密集的行业上不断丧失优势，从而先是从纺织、制鞋等领域退出国际市场，随后又从造船、一般机电行业、塑胶等市场中逐步退却；中等发达的国家或一些增长快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先是把纺织品出口市场接过来，随着实力的增强再去接收那些中等技术性的机电、塑胶产品的出口市场；如果这些国家发展得快，大约在十年、二十年内会因为劳动成本的上升而逐步放弃纺织、制鞋的出口，进而把这部分市场转让给劳动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这样就在国际市场出口份额中，呈现出分产品的国家之间分组排队型的动态平移现象，即比较优势移动规律。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之所以逐步接受并运用了过去受批判的比较优势理论，并实际运用于探寻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第一，有的同志指出，虽然比较优势理论属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但李嘉图的经济分析的基础却是劳动价值论，是与马克思相一致的。从劳动价值论作为分析基础的角度来肯定比较优势原理，让人感到有言外之意，即那些未用劳动价值论做基点的贸易论仍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第二，在1986年日元升值和随后发生的台币升值期间，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内利用比较优势原理做的分析预测被实践所验证了，有关政策建议也被务实的领导人所接受了。

接受比较优势的概念和理论，不仅仅对国际贸易政策思维有重要意义，它还是市场资源配置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将逐步被人们接受并运用于改革分析。

对应于开放型经济，本国货币应该是可兑换的。当然，从封闭型经济过渡到开放型经济是分阶段的，应在合适的阶段实现货币可兑换。但观念上必须明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方向是要实现货币可兑换，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地参与国际分工。

首先，从产品市场角度来看，由于本币高估根本上是服从于集中型计划的传统体制和保护民族工业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的，相应地必有一组政策使进口服从于行政干预的局面。一方面要把外汇较集中地用到计划安排的国民经济方面，另一方面是保护民族工业，而本币高估在财务上歧视出口，使之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其次，从资本流动的角度来讲，如果货币不可兑换，资本流动的自由程度就会比较低。例如，中国从1979年就搞中外合资企业，但要求三资企业外汇自我平衡，这样就限制了国内、国际经济按照市场的原则配置资源。近年来，出口企业的外汇留成比例较高，又全面地开放外汇调剂市场，允许外资企业通过调剂市场解决部分外汇干衡的余缺问题，使矛盾得到了缓解，这都是逐步靠近货币可兑换性的做法。

实行这一改革必然会有不少疑虑。一是认为实行货币可兑换需要对汇率做出合理的调整，而这样的调整又会冲击国内物价总水平。经过这么多年改革的检验，这种疑虑按说应该逐步减少了。汇率调整的确会对进口商品的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更为关键的还是总需求控制，如果在总需求控制有力的情况下，一部分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吸收了更多的购买力，则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还有被迫下降的压力，总的物价水平并不见得会按汇率的推动而全面上升。在反通货膨胀期间，1989年年底和1990年年底两次调整汇率，由于处于比较紧的总需求管理的状态下，并没有发生明显的通货膨胀。可以说，没有确定的实证表明汇率调整对通货膨胀一定产生明显的作用。

第二个疑虑是认为需要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外汇储备，有强劲的出口，外贸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能实现货币可兑换性，才能应付居民挤兑外汇的需求。从表面上看，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深入分析则并不见得是正确的。国际经验表明，一些国家和地区恰恰是在很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在外汇储备几乎为零、外债负担很重的情况下，强制实行了本币的可兑换。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承诺了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具有一种等值的比价关系时，如果居民还信任这个政府，他们就认为手持的本国货币和硬通货是等值的，而且又是随时都是可以兑换的，那么，大家就不会急于去进行大量的兑换，或者把资本转移到国外去。这在经济学上表现为政府承诺作用。承诺能够改变行为规则或博弈规则，这一经济学道理已经受到很广泛的重视。货币可兑换是一种在合理的汇率机制(即均衡汇率)条件下，政府提供的关于本国货币的承诺。如果汇率的确定违背了供求关系，明显偏离了均衡点，则经济规律的强大力量会使任何行政力量无法坚守。因此，实现货币可兑换必须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汇率和汇率形成机制。为维持实际汇率的稳定，它又需要有适度从紧的总需求管理来配合。

开放型经济还要求有合理的配套政策体系。因此，这些配套政策的思维也应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上发生转变。1993-1994年间，我们曾提出需要四个方面的改革配套政策：

首先，是加快价格体系合理化的进程，这样才能使价格机制在对外经贸的微观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逐步完成国际发展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贸易自由化五阶段”中的第四阶段。事实上，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之时，中国的商品价格自由化的程度已经较高，残留的价格扭曲主要在资源性产品，如石油、煤炭、粮、棉、房租和某些服务环节。此外，对外开放的深化所带来的进口口岸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和出口收购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也大大加快了国内价格体系合理化的进程。

其次，是要求建立一套能正确反映中性政策的间接税体系及其对应的出口退税体系，以便做到既不歧视出口，也不歧视进口；不因重复累计征税而不自觉地歧视或保护某一行业；让实际有效保护率能直观地在关税中得到反映。199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并于1994年出台的全面推行增值税的改革正是及时且正确的措施，它既是国内财税等各项改革的需要，也是对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非常必要的配合。

再则，开放型经济要求进一步解除对外贸经营权的管制，实行自由进入。在思想上已经认识到进出口活动和资本流动的方便和自由，有利于资源配置，在合理价格机制和合理的税收体制协调的基础上，实行自由贸易能使微观经济在总体上符合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公共目标。在进行了价格和税收方面的大胆改革之后，许多目前需要政府出面协调的矛盾，诸如内销与外销的矛盾、进口与进口替代的矛盾、沿海与内地及各地区之间的矛盾、不同行业的企业间的矛盾、部门间的矛盾等，都可以较多地依靠市场得到解决。政府的负担减轻，行政性管制减少，从而使包括进出口在内的许多经济活动均由企业自行决策，这就做到方便和自由了。事实上，我国近年来正在不断扩大工业企业自营外贸的自主权，数量庞大的三资企业也依法具备自营外贸的权力，这都表明在体制上已逐步靠近自由进入原则。

最后，开放型经济要求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事实上，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强调了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某些可修改的差别待遇已经缩小或消除；另一些差别待遇的改变尚待时日。政府处于既要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又不能轻易更改以往的承诺这种两难选择之中。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建立平等竞争机制的方向是肯定的。

人们关注的另一个要点，是国内主管部门通过特殊优惠、待业政策和准入限制，以至个别审批所造成的不平等竞争条件。在这方面的认识和讨论是与“设租”“寻租”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思维已经提高，认识已较为清晰，实际行动已在进程之中，但全面见效尚待时日。

竞争与非竞争条件对企业经济效益起着相当明显的重要作用。西方一些分析表明，企业有没有竞争压力，在经济效益上可以有30%～50％甚至更大的差距。在一个有充分竞争力的环境中，企业必须努力工作才能生存和发展。在竞争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企业其他方面的弱点或者说法治上的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限制，或者说可以被弱化到最低限度。

然而，竞争并非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如果要想使企业能够开展这种竞争，就必须在政策环境上创出一个平等竞争的条件。因为如果有一些人为造成的不平等因素存在的话，那么企业就要考虑究竟是在产品服务、质量、价格、成本上进行竞争，还是在争取优惠政策上进行竞争。因此，应该使公平竞争成为政府工作的目标，由政府去推进，建立一个中央政府机构负责监控经济活动的公平竞争，并使用各种法律措施来保护竞争、消除对竞争的各种限制，为企业创造一个可在多个市场中展开平等竞争的环境。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在那些自然垄断的行业中，也要尽可能建立竞争机制，包括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增资与争取信贷以及争取新技术等方面的竞争，政府的促进作用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竞争的压力无疑是使公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取得最好成绩的前提。一个没有挑战性的环境会伤害最杰出的管理者的积极性，不论是公有制或者是私有制企业都是一样的。残存的那些不利于竞争环境形成的宏观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工业政策和组织政策，是妨碍竞争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正是各种特殊政策、优惠条件、配额管理、双轨制价格及经营范围的种种限制等等造成了企业为寻求租金花费大量的精力与资金，成为国民经济中一项巨大的浪费。何况为了拼抢租金，贿赂之风愈演愈烈，必须从根本上减少管制，制造平等竞争环境，避免使整个国民经济变质。

在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对应的开放型经济的目标的条件下，在明确了改革的行动纲领的情况下，改革早期的争论逐步烟消云散，进一步改革的思维将在不同的环节中深化。其一是在广泛总结自身经验和研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使理论和政策思维进一步提高并走向成熟化；其二是认真对待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对政策形成的游说，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要求保护主义措施或优惠待遇，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平等竞争条件的完善。应该说明的是，这种类型的进一步改革的障碍，已不是经济理论或政策思维方面的障碍，而是相关的利益分歧；其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完善化，宏观政策不仅要建立在市场理论和思维的基础上，还需有人才，有经验，有组织的铁的保证，有政策工具的成熟化，有市场反应的成熟化，此外还需有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央、地方的调控职能的合理分工，这些都属于成熟化和深化阶段的内容；其四，要探索适应市场经济框架下经济组织的运行模式。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外贸体制转轨历程中，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既有利于改革又有利于发展，什么样的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危及发展。过热的增长和未经深思熟虑的改革(它导致政策反复)都易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危害参与国际分工的条件；过于松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易导致较高的物价指数，而在此基础上就不容易下决心去执行进一步的价格(包括汇率、利率)改革。通货膨胀往往最直接地危害经济的外向型部分，它总是导致实际汇率不足(本币高估)从而严重打击出口。1988年中国发生了较高的通货膨胀，其后曾对保持实际有效汇率有所犹豫，导致1989年出口增长速度放慢，并发生了大量的超亏挂账现象；这些都证实了上述的经济分析和预见。当然，在改革过程中，由于要纠正过分扭曲的商品价格体系和要素价格，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某些重大变动，这是早晚总要承受的。这种改革所带来的物价变动不是长期持续的，它与失误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造成的总需求管理失控的性质完全不同。而开放型经济的成熟化必然意味着人民币走向可兑换，其第一步则是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它涉及到一系列经济思维的成熟化和深化，人们要不断地扬弃传统经济思维中的许多概念和观点，用新思维去审视可兑换这一改革的利弊得失，去研究新局面下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体系和对国际收支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