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雪寒的情报工作生涯

编者按：徐雪寒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首位发起人。在孙冶方病危期间，为表彰孙冶方对经济理论的卓越贡献和弘扬孙冶方勇于创新、探索真理的精神，他向孙冶方的老友梅益、薛暮桥、钱俊瑞建议成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得到积极响应。徐雪寒又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的名字时常和潘汉年、朱枫等情报战线的名人连在一起。晚年的徐雪寒低调而负于担当，极少谈及他1943-1945年曾在隐蔽战线工作两年的经历，和因此受到的二十多年的磨难，就连他的老友对此都知之甚少。作者晓蓉于2005年采访了几位潘汉年系统的老情报员，同时在史海中钩沉辑佚，将散落的珍珠串联起来形成此文，以缅怀先辈的精神。

徐雪寒与隐蔽战线

作者 | 晓  蓉(原文艺报资深记者)

徐雪寒（1911—2005年）

徐雪寒1943年至1945年在隐蔽战线工作。为这不到两年的短暂经历，他蒙受不白之冤26年。这是他生命历程中最为特殊、神秘和最为惨烈、沉重的两年。

1943年初，华中局组建了情报部，潘汉年被任命为情报部部长，负责指挥以上海为中心的情报工作，情报部的业务由延安的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而在华中局，潘的顶头上司就是饶漱石。为了能全面掌握华中敌我友各方情况，华中局成立了由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三人组成的情报工作委员会，潘汉年任主任。此时，周恩来电告华中局，转去徐雪寒的组织关系。华中局将徐分配到潘汉年领导的情报部。接到调令后，是潘汉年亲自找徐雪寒面谈的。一介书生的他，此前从未在党政军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过，更没想到自己要接手的，竟然是陌生的专业情报工作。虽然很感意外，但他服从了党的分配。

徐雪寒原是新知书店的主要创始人，曾任拥有二三十家分店的新知书店总经理。他怎么会去了根据地，又转行搞起了专业情报工作呢？笔者从有关历史资料，梳理出了其中某些原由。

1938年位于重庆的新知书店分店

徐雪寒具备的某些特殊社会关系和自身能力，使他成为调情报部的适合人选。做情报工作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徐雪寒曾先后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组织部干事（组织部长是沈钧儒），后又任总干事会副总干事。在救国会的工作和活动中，徐结识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全救会的知名人士，联系了不少各界有影响的爱国人士，在国共两党中都有一些上层关系。另外，徐雪寒个人的社会关系中也存在政见不同、派别各异的情况，有的在国民党中还拥有较大的权势。据徐的长女大妹陈述，徐的“姐夫曾是蒋介石的副侍卫长”，“南京住的是独门独院的小楼。现在想起来……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一定已经不低了”；“而表妹夫二十年代留俄时与蒋经国相熟，留俄回国后在国民党军统中任要职”，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不仅可以作为重要情报的来源，而且在敌占区可作为掩护，必要时还可利用这种关系，处理一些特殊事件。后来，潘汉年曾因此派徐雪寒到南京执行重要任务。国共两党之间，从过去的尖锐对立，到抗日时建立统一战线，又联合，又斗争，在情报战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徐雪寒的这种关系很有利用价值，起码他外出执行任务，可以住在亲戚家中，门口还有卫兵把守，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如有突发情况，疏通起来也比较方便。徐雪寒自学过日语，曾编译出版日本学者的《社会科学小词典》，这在当时党的干部中是少见的特长，要与日本的情报来源打交道，大有用武之地。

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移驻苏皖地区的淮南根据地盱眙县的黄花塘。同年六七月间，徐雪寒到华中局情报部报到了，那年他32岁。穿上新四军军装的他，平添了英武之气。然而架在鼻梁上的黑边眼镜，还是让他在根据地那些威武军人中，显得书生气十足。

先于徐雪寒到情报部报到的，是潘汉年的政治交通员何荦，他的主要工作是秘密传送潘汉年系统在上海等地情报单位的情报。2005年6月，何荦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评价徐雪寒的：“他这个人看上去像个书生，作风朴素，淡泊求实，平易近人，谦和热情；工作起来十分专注，扎扎实实，勇于负责，勤奋敬业，十分干练，处变不惊，也不畏艰苦。”谈及潘、徐关系，何荦说：“潘汉年出身于书香门第，当过教员，写过一些小说、杂文和诗歌，曾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在淮南根据地算得上是个大‘秀才’了。徐写过论文，当过编辑，所以在文字上很会挑毛病。潘汉年工作之余写了一些旧体诗，拿给徐看，徐会向他提出修改建议，可见他们个人关系是不错的。”

徐雪寒与潘汉年结识于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当时冯玉祥将军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的战事。他通过王昆仑，要求沈钧儒在全国各界救国会内选派干部去帮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于徐雪寒长期在救国会工作，是组织部长沈钧儒的干事，党组织就派徐雪寒去执行这个任务。潘汉年与全国救国会1936年就有往来，他曾携带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的信，由瓦窑堡到上海。此后，潘与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就一直保持联系。这次徐雪寒执行任务，临行前是潘汉年在钱俊瑞家中谈的话，潘关照徐工作上应注意的问题，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潘认为冯任职不会太久，叮嘱徐将组织关系仍留在钱俊瑞处。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潘的预料，徐只去了两个月就回来了。

徐雪寒与潘汉年的第二次见面，已是五年之后在淮南根据地的任前谈话了。

潘汉年（1906—1977年）

作为潘汉年的助手，徐雪寒在华中局情报部主要做的是二线工作，他自己在《忆潘汉年二三事》一文中是这样叙述的：

从1943年到1944年冬，汉年同志去延安参加“七大”止，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汉年同志不曾离开过根据地。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关系，和他领导的上海情报单位的几位负责同志接洽工作，大约每20天左右，交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我负责审阅，经过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干份报中央或通报所属各师的电文，由潘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对于这些，他一般都是认可的。

何荦向笔者介绍徐雪寒的工作时说：

徐雪寒在情报部是位大秘书，他的工作内容大致分三个方面：（1）情报资料的整理归纳和成文。华中局情报部搜集的情报资料主要是可对党中央决策提供参考的战略情报。其内容涉及国内外、敌我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当时，原设在上海的电台被日方侦听到，遭到了搜查。由于潘系统上海情报单位的同志密藏得法，未被发现。为了确保安全，只好将电台撤销。潘到华东局情报部上任后，上海情报单位搜集到的情报，一般都是通过交通员取回，由潘汉年过目、筛选，再由徐雪寒与潘汉年一起进行分析研究，徐据此归纳整理成文字稿，潘审阅定稿后，军事方面的提交新四军军部，地方性的提交华中局，影响全局的战略情报则由徐拟成电文，经华中局领导审批后电报延安总部。这些情报的来源和内容是绝密的，连取送情报的交通员都不知道。1943年春夏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潘系统来自上海、南京的所有重要情报，都从徐雪寒那儿过手。可见他的工作内容之机密，工作位置之重要。

（2）代表潘汉年巡视潘系统沪宁情报单位工作情况，传达中央和华中局及情报部的有关政策、指示，了解工作人员的情况及要求等。徐雪寒调到情报部后不久，潘汉年即命徐去上海，由我带路并联系会见了“老太爷”张唯一与刘人寿，听取了工作情况汇报。有时，徐雪寒在巡视情报工作时，还要处理个别情报人员的问题。在《回忆潘汉年同志二三事》一文中，徐曾有所陈述。（原文摘录如下：“有位同志奉命做汪伪政府中东北军人的工作。这时[1944年夏]汉年在上海领导的单位发现这位同志的生活很不正常，平时举止失措，对党交给的任务执行不力，担心他会被敌人所欺骗，要求汉年及时做出决定”。“汉年要我趁巡视上海单位之便，设法把这位同志动员进根据地，以解除上海组织的后顾之忧”，“我把他交给了汉年，他跟这位同志细细谈了两天。”——作者摘）。

（3）受命处理某些突发事件或特殊事件。他一般都是独来独往，直接听命于潘汉年或者华中局领导。例如1943年8月，徐雪寒奉命秘密去南京。当时八路军总部派遣到南京的共产党员徐楚光和马蕴平已成功打入汪伪军事机关。徐的任务是与他俩接头，将他们的组织关系转入华中局情报部。这两位打入敌人内部的老情报员工作十分出色，1945年8月13日，汪伪警卫三师在师长钟剑魂率领下，大部分官兵在六合起义。这次起义，就是徐楚光为首的一些同志策动的。1944年冬，南京老情报干部白莎到华中局情报部反映老情报系统原领导的问题。徐雪寒向白莎做了深入了解。当时潘汉年已去了延安，经向代部长刘长胜请示，将白莎转为华中局情报部直接领导。徐让白莎学习了一些党内有关文件，并向白莎布置了任务，1945年大年初一，刚下过大雪，白莎急匆匆地赶回了南京。抗战胜利后，白莎在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中发展了一个情报内线，发挥了很大作用。1945年8、9月间，我在白莎处取过一两次情报。

沦陷后的上海，日伪的军、警、宪、特密如蛛网。这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各种政治力量和各国情报员角逐的场所。日本在上海除建立了直接受命于内阁和陆军总部指挥的特务机关外，日驻上海总领事馆内也设有专门情报机构。此外，日还网罗叛徒，成立汉奸特务机关。抗战后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工机关，也不断派新特工潜入上海。英、法、美、苏等国在上海也同时设有情报活动据点。在这个世界情报战场中，各方情报特工人员都在寻找彼此的空隙，千方百计在对方营垒中建立内线，猎取情报。有时不得不为此冒极大风险，甚至付出某种代价。对此种特殊性，外界虽然很少了解其中的奥秘，但在情报界中，却是公开的秘密。徐雪寒和他引荐加入潘系统的朱枫，都有在敌特机关的特殊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处理个案时往往能发挥作用。

当需要直接和日伪特工头目打交道时，经党组织批准，经验丰富的潘汉年总是慎重选择人员，仔细交代办法，甚至身先士卒，亲临现场。潘打过交道的李士群，是个日伪汉奸特工头目，原为中共地下党员，叛变后为国民党“中统”效力。抗战后当了汉奸，后又与汪精卫合流，成为汪伪特工机关“76号”的头目。他心狠手辣，干练圆滑。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在政治上选择了一条投机取巧的多边策略，在日、蒋以及中共之间走钢丝。潘经中央同意，对他“有条件地予以利用”。徐雪寒营救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被捕的同志，就是策动这一类汉奸出面解决的。这次，潘把自己和他们打交道的有效策略，包括攻心战的方法和步骤，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徐雪寒。徐雪寒在《忆潘汉年二三事》中对此有过如下叙述:

1944年10月中旬，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全部机构，因汪伪特务混入而被彻底破坏。被捕人员中有一位和潘部有关系，而和此人联系的就是汉年同志的爱人董慧同志（汉年同志进根据地，她仍在潘所领导的上海组织内工作）。消息传来，令人忧虑，因为万一敌人跟踪发现了董慧的线索，势将危及上海的有关组织。为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除了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同志之外，还要通知可靠的社会关系，推动一个大的文化汉奸出面营救。汉年同志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文化汉奸的经历告诉了我，并告诉如何去同这个汉奸谈判，说些什么话打动他，并要我直言不讳地说明自己是新四军派来的，这样他反而会买账，愿意出面营救。我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同志。她安详地对我说，她是安全的，没有受到惊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关系割断。这就使我放心了。然后由我的那个社会关系，邀约那个文化汉奸在他家中见面。果然不出汉年同志所料，当我向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后，他便肃然起敬。等到我根据汉年同志的教导，晓以民族大义，入情入理地劝他出面营救被捕人员，早日了却此案，为祖国、人民和朋友立功时，这个汉奸表示一定负责出面营救。其后这个案子就较快地结案，全部人员获释。

在“狼”巢“虎”穴中，利用这种关系，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诱骗和暗算。徐雪寒这次能顺利、平安地完成任务，与潘汉年以前对这类敌伪人员所做的工作铺垫及他分析估计的准确有极大关系，此行也表现了徐雪寒具备极强的应对能力。

情报部工作的机密性，决定了它有十分严格的纪律。有关的情况，即便是同一单位的同事和同室的友人也不能相告。1944年冬，潘汉年奉命出席党的“七大”，由华中局的特派政治交通员李代耕陪他北上经敌占区送到北平。过了十来天，情报部的同志都以为潘早已在去延安的路上。可是华中局负责人突然叫徐雪寒去，说潘汉年在北平没有和去晋察冀探路的李代耕接上头，又回上海了，要徐到上海找潘，联系根据地派去的政治交通员，再护送他去晋察冀根据地转到延安。徐到上海完成任务后回来，与李代耕都没有再讲起这件事。他俩虽是好友，又都从事秘密活动，但工作单位不同，彼此就不允许议论工作，也不能说明去处，所以反倒渐渐变得生疏了。徐雪寒说这“完全是事业的忠诚的需要，谁也不以为怪”。同样，政治交通员何荦为取回情报进出敌占区数十次，但他从来不知道自己从刘人寿那里拿到的，后来又交给潘汉年、徐雪寒手中的绝密情报是什么内容，又是什么人提供的。何荦只看到，每次带回来的情报资料，即使在就寝之前送到，潘汉年也立即拆阅，从不搁到第二天。作为潘助手的徐雪寒，更不能懈怠，也抓紧时间与潘汉年分析研究。

那时，经过伪装携带的情报，大都是用蝇头小字写成的，很费目力。他们两个近视眼，就这样看着，谈着，有时工作到很晚……至于他俩交谈的是什么，何荦另在一室是不知道的。关于这点，1944年冬接替王畛调任情报部机要员的李琼深有体会地说：“何荦从敌占区带回的情报都经过了伪装和保密处理，有的用密码存于一本灰色书中，还有的用各种方法做了隐字处理。所以，他取回的情报，大多要经过我们机要员做技术处理，有些还要放大抄写。每逢要抄写上报的材料，徐雪寒总是叮嘱我‘字要写大一些，写漂亮一点’。自然，全部情报的内容，我都是知道的，但我不能向徐以外的任何人讲。内部纪律还规定，机要员不能与敌占区亲友有任何通讯往来，出门访友必须有情报部两人以上同行，不得在外过夜。”直到1982年中央为潘汉年平反，他们才知道，潘系统的情报工作“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徐雪寒还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就是作为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特派的使者，两次从根据地去上海，探望病中的邹韬奋先生。在全民抗日的烽火中，韬奋先生是一名拿笔站在最前列战斗的勇士，发挥了独特的舆论鼓动作用。他以自己对祖国人民的无限忠诚，对中华大地的无比热爱，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赢得了全国民众的敬仰，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韬奋1942年曾到过苏中、苏北根据地，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关系亲近。韬奋与徐雪寒也是老朋友了，在救国会时就相识。1935年徐创办新知书店，韬奋雪中送炭，给予投资支持。后因工作关系，两人时有过从，还一起聆听过周恩来关于书店斗争策略的指示。

邹韬奋（1895—1944年）

关于徐与邹两次见面的经过，徐在《临终前的韬奋先生》一文中，有过详细记述。这篇文章是1982年10月，他应韬奋女儿邹嘉骊多次请求才写的。1943年秋，中共中央通知华中局派人到上海探望韬奋，并送部分医疗费去。陈毅认为徐雪寒是最合适的人选，当时为韬奋的安全起见，有关他的一切都绝对保密。陈相信徐能找到邹，连地址也没有告诉，就派他去了上海。当时上海形势十分险恶，进步人士不断遭到捕杀，敌人也千方百计追寻韬奋下落。韬奋几次转院，不仅处境危险，而且癌症的病情也很危急。徐雪寒将一笔钱交给筹措医疗费用的陈其襄，在剑桥医院面见了正在进行放射治疗的韬奋。徐向邹转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和华中局领导对他的尊敬和关怀，介绍了华中“反扫荡”的胜利和全国的抗战形势，以及延安整风学习的情况。第二天再去探望时，韬奋交给徐雪寒一封给华中局的亲笔信，表示了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感谢，以及病好想去延安的心愿。徐雪寒回到军部后，向华中局领导汇报了探望经过，并代为起草了向党中央汇报的电报草稿。

1944年2、3月间，徐雪寒再度作为党中央和华中局的使者去上海探望韬奋。在根据地时，听说韬奋病情危殆，徐雪寒十分着急。他觉得，无论于公于私，他都理应有此一行，便拿着领导送交的一笔医疗费上路了。在一家私人医院，韬奋迫不及待地向徐表达了要求入党的愿望，并请徐代为起草一份遗嘱，请求党在自己去世后审查自己的一生，如合格，就追认为中共党员。当时，徐雪寒和病床旁的刘长胜、陈其襄都十分感动，徐自谦地表示，自己“文字上毫无能耐”，不堪完成邹的嘱咐，可邹坚持他的要求，徐只好答应下来。他躲在新知老友汤季宏的家中，反复写韬奋嘱写的文稿，可自己总也不满意，只得拿去给韬奋念了一遍，韬奋说了声“谢谢”，就放在枕边了。

过了将近半年左右（即1944年8月中旬），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带着韬奋遗嘱来华中局报丧，徐雪寒才知道韬奋已在7月24日病逝。同年10月7日，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邹韬奋先生遗嘱》。长期以来，一些人误认为，韬奋遗嘱的原始版就是徐雪寒起草的那份文稿；但徐雪寒1982年就明确声称，后来正式公布的韬奋的遗嘱，“应该说是韬奋先生亲自起草而且是亲笔缮写而成的，同我的草稿是无关的”。2004年纪念韬奋逝世60周年时，在徐伯昕遗物中发现了1944年6月2日由韬奋口述、徐伯昕手书的《遗言纪要》，说明韬奋向徐伯昕又口述了一次遗嘱，公开发表的韬奋遗嘱就是据此精练而成，这就证实徐雪寒20年前所强调之言是完全属实的。韬奋在这份《纪要》“关于临终处理”一段中交代说：“即派人通知雪（注：徐雪寒）、汉（注：潘汉年），转告周公（注：周恩来），如须对外发表遗嘱，可由周、汉全权决定内容，电告各地。”韬奋在《纪要》中提到的生前友好，有周恩来、潘汉年、徐雪寒、胡愈之、徐伯昕等八人，为安全起见，公开发表时均隐去了姓名。韬奋的女儿邹嘉骊认为，这些友人当时“在各自不同的战斗岗位上，为民族的解放，为共同的目标理想艰苦地奋斗着”，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非党布尔什维克。

邹韬奋《遗言记要》部分手稿

徐雪寒与潘汉年共事到1944年冬。潘在延安参加完“七大”之后，就没有再回淮南根据地，而是留在延安中社部，后又去东北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华中局情报部由城工部部长刘长胜代管，徐雪寒则负责情报部的日常工作。何荦说：

潘汉年在延安时，曾向中央社会部提到上海情报部的干部问题，他希望派一两个人去做“老太爷”张唯一的助手。潘认为徐雪寒的活动能力强，社会关系多，提议徐雪寒去上海他的情报单位工作。为此，8月中下旬，中央社会部领导致电华中局领导，请考虑徐雪寒去沪工作问题，但后来没有实现。大概因为当时党的金融财贸干部奇缺，华东局财委的许多重要工作徐已上手，所以难以抽调的缘故吧！1944年约5月间，徐雪寒被调离情报部，到华中局财委工作。徐走后情报部日常工作由于毅夫负责，直到抗战胜利。

在隐蔽战线这个特殊领域与潘汉年共事的短暂生活，虽然给徐雪寒带来过巨大的不幸，但徐雪寒认为它“仍值得时时怀念”。潘汉年的才华横溢、机智勇敢、坚贞不渝、知人善任以及他的入污泥而不染等美德，受到徐雪寒由衷地赞美。能够和潘汉年这样的情报奇才近距离地朝夕相处，业务上受到他的直接指点，是徐雪寒的幸运。即使10年后蒙冤入狱，他对此也从未后悔过。

文章来源：三联书店老同志联谊会编：《怀念徐雪寒同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本次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