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中国经济学界最活跃的引领者薛暮桥

作者 | 张卓元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四届获奖者）

2005年7月22日，中国当代最著名和最受大家崇敬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病逝，享年101岁。

薛暮桥同志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楷模。他的为人、治学、理论观点等，在建国五十多年来经济学界中起着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

薛暮桥同志是当代中国经济学论坛上最活跃的引领者。解放前，他就是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阵营的一员主将。但他的学术生涯最光辉的篇章是在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谱写的。大家公认，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科学的最大贡献。这一理论的创建经历了约半个世纪，从建国初期就起步。而提出和引导经济学家研讨这个问题的，首先是薛暮桥同志。薛暮桥同志1956年10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一文，揭开了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作用问题研讨的序幕。1959年4月，在薛暮桥同志和于光远、孙冶方、姜君辰等同志策划和主持下，在上海市举行了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讨论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问题。会上，薛暮桥同志作了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发言。他的发言，是大家热烈讨论的内容。我们都清楚记得，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至1964年，薛暮桥、于光远、孙冶方在原国家经委大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二楼会议室，断断续续地共同主持了一系列经济学界双周座谈会，其中重要议题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价格形成、货币流通、经济核算、经济效果、高速度与按比例等。在这里提出和讨论的问题，很快就扩散至全国，成为全国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活跃景象。这些讨论，为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许多理论准备。

左 薛暮桥、右 孙冶方

改革开放后不久，1979年4月，薛暮桥同志又和冶方同志一起，在无锡市主持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第二次全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讨论会。在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观点，如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首先或主要是按价值规律办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1985年9月，在已经81岁高龄的薛暮桥同志的领头下，与安志文、马洪、刘国光、吴敬琏、高尚全等同志一起，代表中方同十几位外国著名经济学家和世行专家一起，在巴山轮举行会议，讨论宏观经济管理与改革问题，对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薛暮桥同志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头面人物，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带领和引导我国经济学界，为党和政府调整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改革开放，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出谋划策，很好地发挥了经济学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在九年前发表在《经济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曾说过，“经济学家进入中南海，这是当时人们对我国经济学界的赞誉，而率领经济学家进入中南海的，正是薛暮桥同志。”

薛暮桥同志之所以能长期发挥作为中国经济学界领军人物的角色，不只是因为他是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没有放弃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积极参与经济科学实践，善于从理论上概括实践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使他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有一定的超前性，因而对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能起着指导作用。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1989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薛暮桥(前排中)、

基金会理事徐雪寒(前排右二)与参加第三届评奖工作的同志合影。第二排右三为本文作者张卓元。

据我个人学习和接触的体会，薛暮桥同志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贡献最为突出。

较早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1980年，薛暮桥同志就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比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早四年之久。1989年以后，有的不那么赞成改革的人，写文章，作报告，批评前一段改革搞糟了，搞坏了，并明确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这时，薛暮桥同志又一次站出来为改革辩护，坚持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取向改革。他在1990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中指出，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一种商品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坚决改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需要计划管理，但是微观经济活动则必须广泛地实行市场调节；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建立平整的、畅通的、公平的商品交换市场，使所有的企业都能够以同等条件进行自由竞争；等等。他在1992年发表的《我的经济观》中进一步明确，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与市场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还指出，这不仅是单纯概念之争，而且涉及到对政策目标的理解和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应当对此有一个统一的明确认识。因此，暮桥同志既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坚定倡导者又是积极实践者。

较早地冲破传统的单一计划调节的框架，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暮桥同志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参与了我国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起草和执行工作，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文革”前，他就写了多篇文章，主张国家计划要遵守价值规律。改革开放后不久，1980年，他在全国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作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报告时，就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1989年在制定第八个五年计划会议上，他坚定地主张建立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新的管理体制来代替产品经济基础上的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宏观要管理，微观要放活，要放手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而集中力量抓好宏观调控。1990年，他进一步明确，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应该让价值规律在市场上自发调节价格。还说，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但市场是计划的基础，计划是市场的反映，市场是第一性的。在这里，暮桥同志指明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改革方向。

较早地提出要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还是在1979年，暮桥同志就针对当时城镇待业人员已达2000多万人，就业问题突出的实际情况，大胆提出发展多种经济成份以广开就业门路的重要建议。他认为，“在目前，留一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我们现在还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绝种，有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这个建议很快被党和政府采纳，并被以后的实践证明是一种远见卓识。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有一半以上是非公有制经济贡献的，城镇90%以上的就业岗位是由非公有制企业提供的。1997年党的十五大已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应该说，暮桥同志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较早地提出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反对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暮桥同志在“文革”前主管物价工作时，就一贯坚持党的稳定物价的方针，并写过多篇文章从理论上阐明稳定物价的重要性和意义。改革开放后，他继续主张稳定物价，以便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他说，“由于我们搞的是商品经济，就必须十分重视物价问题”。“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是管住货币总量，不发生通货膨胀，在此基础上，可以有步骤地放开价格，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这样各类商品的供求会趋于平衡，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1984-1988年，暮桥同志多次写文章和发表讲话，提醒大家注意投资增速过快、国民收入超分配和物价上涨问题，明确反对通货膨胀政策。1988年夏初，在企图价格改革“闯关”前，一次在国家计委召开的征求价格改革意见座谈会上，我亲耳听见暮桥同志不赞成在经济过热、物价上涨压力大的情况下硬闯价格改革关，而主张先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胀。事态发展证明，暮桥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也是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一致的。

暮桥同志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良的学风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首先，最突出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作风。暮桥同志写文章，作报告，都能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有根有据地阐发自己的理论观点，从来不写空对空、从规律到规律、无的放矢的文章，也从不生搬硬套外国的模式。他非常注重调查研究，重要统计数字记得清清楚楚，比许多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务实”得多。但是，他又不是就事论事，狭隘的经验主义，而是能在大量资料基础上进行概括，从理论上找出其中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性。所以他又比许多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同志更能“务虚”，用经济学的范畴、概念对千变万化的经济现象进行系统疏理。

其次，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暮桥同志在“文革”前，主张计划经济要尊重价值规律，但是对传统的以指令性计划为标志的计划体制的弊端，不如孙冶方、顾准等同志的认识深刻。比如，冶方同志1956年就提出要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利润是评价企业经济业绩的中心指标等。暮桥同志曾经和冶方同志的“生产价格论”、“利润中心指标论”等进行过商榷。“文革”后，特别是1979年改革开放后，暮桥同志深刻剖析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弊端，汲取新的知识，更新观念，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可惜冶方同志1983年初病逝，两位亲密的老战友不能更多的互相切磋。暮桥同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认识，有不少方面已超过冶方同志，达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的高度。暮桥同志在耋耋之年，心态一点不老，其理论观点不仅能跟上时代潮流，而且还能以理论家的锐利眼光，有所超前，十分难能可贵。2005年3月，中国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全票选举暮桥同志荣获第一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就是对他的理论贡献最好的客观评价。

薛暮桥与李剑阁在谈论文章修改

再次，自己动手写文章，这也是暮桥同志的好学风。建国后，除“文革”几年，暮桥同志一直是党的高级干部，而且长时期是正职。他一辈子著作等身，可是，据我所知，除了年已87岁时请李剑阁同志起草由他审定的《我的经济观》一文外，他的所有论著都是自己动笔写的。我们都见过暮桥同志许多一笔一划端正整齐写的文稿。像他这样的领导干部，始终亲自动笔写文章，现在几乎看不到了。“文革”结束不久，1977-1978年期间，我被借到《红旗》杂志经济组当编辑，当时要组织暮桥同志写一篇经济学文章，考虑到他年逾七十，特地从外地找来谷书堂、佐牧、汤在新三位同志，住在招待所，帮他起草。暮桥同志乐于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但说到如何起草文章时，他说，我的文章从来都是自己执笔写的，你们就不必代劳了。

薛暮桥、罗琼夫妇

暮桥同志作为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东西很多，许多经济学家也写了文章作过多方面的阐述。我这篇文章写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表达一位晚辈对暮桥同志的崇敬之情，和对他的逝世的深切哀悼。

我国经济学一代宗师已逝，但风范犹存，让我们以暮桥同志为榜样，继续努力吧！

文章来源：薛小和编《百年沧桑 一代宗师——薛暮桥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年6月。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发布此文。